上海经济区模式初探

上海经济区目前的中心工作,一是搞规划,二是促联合。搞好这两项工作,都必须研究上海经济区的模式问题。模式确定了,经济区的造型清楚了,规划才有方向,联合才有目标。 经济区的模式,涉及两大问题:其一是经济联合的形式。经济区是一个联合体,组成联合体的各个成员之间以何种组织形式实现一体化,这是经济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女性：告别沉默的“他者”

在竞技体育中,女性所获得的尊重与关注远逊于男性。这种不合理现象有着广泛的世界背景。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男权文化的集中体现。男性以女性存在先天生理缺陷以及无权涉足公共领域为由,将其长期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随着女性主义者的不断抗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才逐渐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女性运动员从无到有以及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的增加,女性独特项目的设置和增多,以及男女混合项目的设立和增多。但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两性平等仍然是一种亟待实现的梦想。     

和谐论美学体系的由来与得失

周来祥“和谐论”的美学思想体系 ,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论”来改造黑格尔之“理念论”的结果。但是 ,由于他没有彻底冲出黑格尔体系哲学的精神误区 ,使其不可能将唯物论和辩证法贯彻到底 ,而依然坚持了一条将历史逻辑化 ,将逻辑本体化的研究理路。对此 ,我们可以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是 :作为理性观念的完整表达 ,“体系”的建构倘若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 ,那么这一建构便难免会陷入“独断论”的精神误区。这种由黑格尔哲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引起当今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不尚礼法尚风流:初唐民俗与服饰中的美学倾向

本文分析了初唐时期胡、汉民族之间的融合而促使文化融合代替南北朝时期文化冲突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上的融合不仅内在地加速了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融合，而且也外在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在民俗及服饰等方面的借鉴与吸收的客观现实。从而提出了初唐时期是一个男人打马球、女人荡秋千的自主时代。就初唐审美文化的总体倾向而论，这又是一个不拘礼法尚风流的时代。     

中国:走向世界的语言与文化

在汉语、乃至以汉语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过程中,有必要认真厘清"文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既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总结汉语、乃至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不仅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而且有利于民族语言的进步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再论中国的儒家、道家与西方的日神、酒神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今天,进行儒家、道家思想与日神、酒神精神的比较,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笔者曾就此问题做过探讨,本文将进十步全面展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民族心理结构、民族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广义的文化应是包含上述三个“结构”层次的总的文明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力图以现代人的价值尺度来分析它们的利弊与得失。1 从字面上看,所谓“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显然发源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 斯的宗教崇拜仪式。 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产物,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自身的异化。大体…     

客体艺术的极端性发展——自然主义新探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中,“自然主义”一直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出现的,甚至常常同所谓的“暴露文学”、“色情文学”划等号。这种理解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肤浅的、表面化的。事实上,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艺现象,“自然主义”同“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美学思潮一样,既有其出现的逻辑根据和历史条件,又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理想,还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澄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克服我们以往对于“自然主义”的模糊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分析和理解当前的某些文艺现象。     

论审美教育对人类想象能力的开发

美育不同于德育和智育,它不仅仅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感性形式,而意在开发人类的想象能力和情感能力。就想象能力的开发而言,审美教育可以提高人类的完形能力,可以培养人类的联想能力,还可以促进人类的变形能力。所有这一切,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而且是科技发明的前提。因此,审美教育不仅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有助于物质文明的进步。     

试论中国伦理世俗精神的形成——兼与西方宗教神秘主义的形成相比较

作为中国与西方文化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人类在早期的“图腾崇拜”中既包含了自然的超自然成份,义包含了血缘的超血缘内容。前者通过自然的神化而形成了对神灵的崇拜,最终便演变为西方式的宗教神秘主义;后者通过血缘的人化而形成了对祖宗的崇拜,最终便演变为中国式的伦理世俗精神。中国与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从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中分化出各具特色的精神现象,显然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学背景在起作用。而这种不同的社会学背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的古代”与“亚细亚的古代”早期文明的演进方式。     

在文化的变革中寻找文学的坐标

在我们的物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参与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时,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不可能例外。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预料到了。而要使我们的民族文学在这种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