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国际货币网络效应之基:石油美元体系评述

国际货币的网络效应是一国货币获得国际货币地位并得以维系的基础,网络效应从理论上解释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当前网络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阐释仍然缺如。以石油美元为切入点,梳理石油美元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分析美国是如何通过对石油生产的控制,配合国内深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美元全面主导石油的计价权、定价权、交易媒介、结算货币、风险管理、富余资金投资等多个领域,从而形成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国际货币网络效应的基础; 进一步分析了石油美元体系潜在的脆弱性、近期涌现的石油贸易去美元化现象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研究认为,鉴于目前以石油美元体系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等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促进大宗商品计价、定价与贸易结算等人民币化,培育人民币使用的网络效应。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汉传佛教多元化图景中边缘女性的经验 ——近现代四川比丘尼的隐形和显形

佛教的历史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个僧侣的历史,大众特别关注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杰出"人物。笔者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关注本地的微型社区,把小型尼众道场带入研中心,倾听那些比丘尼闻所未闻的声音。基于档案研究和在四川进行的广泛田野调查,本文将呈现一部另类历史:"不知名"的比丘尼成为主角,边缘成为典范,并依次重新定义"卓越"(eminence)这一概念。本文所研究的尼众道场位于大成都范围内,主要分布在近现代名为郫县、温江县、华阳县、成都县,和成都之外的遂宁、内江区域。     

日本战争责任论的当下与今后课题——从战争“记忆”继承观点出发

时间推进到远离"二战"结束的现在,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责任的认知正经历着由战争体验者"战争责任"向非体验者"战争责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将直接影响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本文从战争"记忆"与战争责任的相关研究出发,以战争·战时"记忆"的继承为轴线,就战争责任论的变迁、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关联性以及今后战争责任论的课题进行归纳与总结。     

葛红花:做养父兄弟生命的支撑

“我们家又生了个女孩,养不起,你们要不要?”1988年4月的一天,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岳坊镇冯庙村葛王庄葛保尧、葛保田兄弟家的房门,被附近村庄的阿四叔敲开。阿四叔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家又生了个女孩,养不起,你们要不要?”兄弟俩四目相对,疑惑万分:“你是在逗我们呢?”     

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的感召及其当代启示

川陕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革命理论、红色文化宣传以及成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实践，有力地展示了党的正义性、进步性和人民性及对青年的关爱，形成了对广大青年的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的感召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江布拉克: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江布拉克景区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哈萨克语意为“圣水之源”。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她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远山近水相映,林海雪峰交融,绿波花海如潮,一派圣洁的自然风光。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

对于文明的大范围研究,学界普遍存在这样的预设:在大规模相互交错的文明的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是关键阶段。在这一预设下,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则被认为是仍处于文明未发萌的新石器时代的"他者"。然而,借助于对一些物品的流动方式的考察,包括食物等,会发现在这些"他者"中,物品的传播有着不同于欧亚模式的途径与意义,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于欧亚文明的文明体系。对这一文明体系的考察,不仅能打破视青铜器时代为通向现代性的必经之路的偏见,也为思考文明这一概念的多中心性与多元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据欧、美社会状况来设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备条件的,而且对其身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靠逻辑推理来进行预见的.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数,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按马、恩预设的条件和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少数东方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范式"取得成功.但革命成功的东方国家仍然无法绕过马、恩论定的必须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必经阶段,否则就会像前苏联那样终致倾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