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法西斯的又一部力作--《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读感

有关法西斯问题、特别是关于德国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老课题,国内外史学界在相关领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德国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有了重大进展,推出了一批重要著作,其中有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新论》、陈祥超、郑寅达等著《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等。然而,学术研究无止境,对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综观已出版的有关著述,在阐述德国法西斯问题时,通常只论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思想理论…     

联邦德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的阶级分布状况出现了结构性改变:以传统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下层阶级人数下降,成为少数;中间阶层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阶级结构变化相适应,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浅谈新加坡宗教宽容及其原因

本文对新加坡宗教宽容的局面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新加坡宗教宽容主要表现在各宗教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以及信徒种族的多元化上;这种宽容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这个国家的民族传统及政府制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淡化

20世纪 90年代 ,马来西亚民族政治明显淡化 ,主要表现在 :政府的各项政策已跳出“马来人优先”、“马来人特权”的窠臼 ,代之以强调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包容 ;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民族意识 ,逐渐走向理性化。之所以如此 ,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消除了民族冲突的经济根源 ;二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失去了现实基础 ;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几项原则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与完善，新加坡建立起了以中央公积金制为主体，内容涵盖养老、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相比，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既让人民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全，又没让国家背上沉重的福利包袱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原则：一、“自我保障”原则新加坡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有，也不可能挑起保健、失业和养老福利的全部重担。一旦如此，只能造成经济效率低下，…     

浅析我国后勤服务事业单位税收筹划的现状及对策

<正>一、研究背景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向国税、地税系统发布了《关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恢复征税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对机关服务中心为机关内部提供的后勤保障服务所得的收入,恢复征收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至今,恢复征税已有五年的时间,经过五年的改革与发展担当"机关服务中心"职能的后勤服务事业单位的纳税意识及税收筹划水平都得到的显     

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建设:特点、困境及对策CSSCI

在灾害频发的东北亚地区,推进地区救灾合作机制的建设已成为各国在区域合作领域中的一个议题。通过考察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在近年来的建设进程和在区域事务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该机制具有多维度的特点。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所具有的多维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机制建设所面临的成员间多元利益考量这一复杂情形的反映。东北亚地区救灾合作的机制建设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在机制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些有待加强和改善的地方,仍需要各国努力加以健全。     

新加坡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多元一体化

文章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化”道路进行了具体论述，指出民族多元化与国民一体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多元化与一体化的有机结合，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途径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内涵及保障措施

目前我国学者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认识有 4种不同的观点。在分析现有观点的基础上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基本内涵以及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措施 ,即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16—19世纪前期中西国家政权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的作用

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时期就遭到崩溃”。16—19世纪前期,中国和西方在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我们则很明显地看出两种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两种反作用。这一时期,由于中西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终于导致中西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发展的不同命运。一、中西国家政权对海外贸易的不同政策明朝统治者一直坚持“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的“古者制民之法”,清统治者同样也以“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末”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对海外贸易总是采取消极的、甚至是压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