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独生子女研究30年:两种视角及其局限

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已经开展了30年.相关研究基于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社会化、社会适应等问题;另一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探讨独生子女现象对家庭、社会的影响.已有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至少有三个问题没足够重视:独生子女人口对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影响及影响机制;成年独生子女和"独二代"研究;农村独生子女问题.这也是继续开展独生子女研究值得着力的地方.     

独生子女: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

论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形象进行了系统解读。结果表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主要是一种负面形象。通过将相关调查统计结果与媒介建构的形象进行比较,本研究发现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论文进一步对媒介新闻的形成方式、叙事逻辑和所用材料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理论建构与政策启示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致力于为女性争取完整公民身份.在此过程中,形成性别中立和性别分化两种公民身份模式.但是,这两种身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的对立逻辑,同时面临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多样化的挑战,以及政策实践上的困境.女性主义者为克服此困境,对性别平等的概念进行了重释,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性别中立和性别分化进行了新的综合,试图超越和化解两种公民身份模式的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目标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后,基于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两个具体层面探讨了中国女性获得福利和保障的需要及相关问题.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业缘关系与青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一个来自中部城市青年的实证调查

一、导言 个体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指个体对自身的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知、情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向.①自我意识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体现了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个体根据自我意识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修正自己的经验与观念,使自己与环境保持动态的平衡.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

本文以１９９５年武汉市千户居民家庭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依据,探讨了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之间的结构联系。文章认为,影响主观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婚姻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和家庭收入。而影响家庭居住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住房数量及住房质量;参照标准对居住满意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婚姻生活质量方面,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配偶理解程度”,“夫妻是否为用钱闹不和”,另外,“家庭关系”对婚姻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结构与秩序的解构--斯宾塞、帕森斯、达伦多夫的社会变迁思想评析

本文从结构和秩序的角度入手,对进化论、功能论和冲突论的三位代表人物斯宾塞、帕森斯和达伦多夫的社会变迁思想进行了比较和评析,阐释了三位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变迁思想的基本观点并对他们关于变迁的过程、动力和后果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指出了三个流派的理论的合理性及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偏颇。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成长与发展:中国独生子女青少年(摘要)

跨世纪的中国独生子女青少年,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面临着三个问题：1．高等教育的机会。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程度的期望既高于同年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也高于他们自己的父母。这种高教育程度的期望与我国目前一时还难以改变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残酷的现实将对这一代独生于女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无情的检验。2．老年保障问题。当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时,仅有一个子女的现实将对他们老年时期的家庭交往提出挑战。而这种挑战的严重程度,又依据子女与老人是否同住一地而有所不同。3．养老形式问题。广大父母在未来居住形式方面,具有强烈的与子女不分离的愿望。这无疑会造成一种两难的境地：～方面,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建设少不了正常的人员流动．离不开合理的人才布局,成年独生子女因学习、工作而流动将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未来社会中大量老年人口的出现,尤其是当大批成年的独生子女远离他们的父母,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仅剩老年夫妇的“空巢”家庭的时候,又会要求我们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去考虑家庭养老的需要,尽量减少这种流动。如何统筹兼顾,如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这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之     

“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破解:社会政策支持母亲就业的关键问题

从家务劳动社会化到21世纪之交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到最近十多年来与家庭政策和儿童照顾政策相关的政策工具和内容,中国支持母亲就业的诸多社会政策建议隐含了对母亲就业问题的认识从单一的解放女性劳动力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再到工作与家庭平衡、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支持母亲就业的支持政策要回应此性别文化规则带来的各种问题。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促进女性就业的效果及其经验进行梳理,对两家企业在应对"理想工作者"文化规则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从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提出破解"理想工作者—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