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世界——格哈特·胡塞尔与他父亲的对话

“人类的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格哈特·胡塞尔献给他父亲埃德蒙德的论文“法律与世界”中的第一句话。文章发表在1929年埃德蒙德·胡塞尔70周岁生日的《纪念文集》上。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法律是超越的——这意味着,对世界“幼稚的”、自然的体验的超越,如格哈特·胡塞尔所说。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评《欧盟东扩:欧盟各国的立场》

欧盟东扩是社会各界及分析家们集中关注的问题。欧洲一体化已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一大批准入国等待批准加盟。与此同时 ,消除战后欧洲分裂的过程亦注入了崭新的内容。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撰写的《欧盟东扩 :欧盟各国的立场》(РасширениеЕСнавосток :позициистранЕвосоюза)一书 (莫斯科 ,2 0 0 2年 )首次在俄罗斯科学文献中以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芬兰及奥地利等欧盟 8个主要成员国为例 ,论述了这个问题。作者将与现阶段欧洲一体化特点相关的…     

Parental job los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black and white middle-class families

Objectives. We aim to understand why black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han whites to perpetuate their middle-class status across generations. To do so, we focus on the potentially different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job loss and youth'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black and white middle-class families.Methods. We use data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following those children “born” into the survey between 1968 and 1979 and followed through age 21. We conduct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es to tes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job loss during childhood and youth'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y age 21.Results. We find that parental job loss is associated with a lesser likelihood of obtaining any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offspring, but that the association for blacks is almost three times as strong. A substantial share of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job loss on black and white middle-class youth is explained by race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wealth, long-run measures of family income, and, especially, parental experience of long-term unemployment.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fragil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nd suggest that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class status in this population may be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avoidance of common economic shocks.     

美德伦理学和正确的行动

最近一些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试图对正确的行动提出种种美德伦理学所独有的解释。文章打算证明这些解释并不成功。如果它们能够回答岛民诘难 (根据这一诘难 ,评价行动要求注意行动者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效果 ,然而美德伦理学只关心评价行动者的内在状态 ) ,它们依赖的是某些普遍接受的美德伦理学的理由 ,而这些理由本身又取决于没有任何解释的关于正确性的判断。因此这样的解释导致了循环论证的诘难。简言之 ,美德伦理学的这些避免岛民诘难的解释只是以请进循环论证的诘难为代价的。它们直觉上的合理性大致上只达到这样的程度 :它们失去了有别于其他理论的美德伦理学的特征     

论新疆传统游牧民族的现代命运

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动,对自古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新疆四大游牧民族(即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构成严重的冲击,凡是去过边远牧区的人都知道,用什么话描述这些山地峡谷都可以,它们一律自然封闭,与世隔绝.由于畜牧业经济的自身规律,牧民世代停留在这种自然封闭的环境中,仍一如既往地过着游牧生活.城乡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他们回报了无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享受着正规教育和文明社会环境的熏陶.农民也在发生巨变,他们从封闭的自然经济小天地,跨入了商品     

俄罗斯食品工业:稳定之路

为保证居民的食品供应,俄罗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食品及食品加工企业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这些部门中的55000个企业的贸易额达食品贸易总额的70％,所创利润为国家财政收入的40％。     

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派

这篇评介法国当代著名小说作家克劳德·西蒙的文章发表于西德《法兰克福杂志》1979年第3期。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描写世界“本身”,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把“现在是怎样的”“翻译”成语言和文字。他常采取回忆的手法,在回忆中用一般现在时叙述,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佛兰德大道上》就是典型代表作,这部作品被称为是“现代记忆小说”。“新小说”派的作品,一般比较晦涩难懂,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都是以一位几乎毫无个性的人物,即所谓的“反中心人物”(Antihelden)为媒介,罗列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勾画出“人类的一般历史”,使读者看到人类毫无意义的生息明灭。西蒙还反对作家带有政治倾向,主张描写“自我”。现摘译如下。     

元叙述的危机:一项后殖民研究个案

历史 (元 )叙述危机不应被视为历史学的灾难 ,而应是积极意义上的危机 ,实际上是强化了这门学科。借用库恩的理论 ,危机根源于无法令人满意地解答异常。以《历史与理论》专号为例 ,证明通过同化非传统方法某些要素 ,将加强传统学院派历史的主导话语 ,由此显示出历史学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情境且回应新需求的能力。而在利奥塔理论情境中 ,历史学危机是制度的或技术的而非认识论的 ,摆脱危机在于正当化叙述。后殖民研究作为“新人文学科” ,批评各种元叙述 ,但又是其中一种。在此意义上 ,危机是一种暂时和值得期待的现象。通过沙克拉巴蒂的印度贱民研究可以证实这一设想 ,后殖民研究被主流话语吸纳 ,系统无须改变预设就得到充实。     

试论新疆维吾尔语词典编写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

以维吾尔语为主的多种双语或多词典的形成是当代维吾尔词典编写史上已进入了辉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从《突厥语大词典》的问世到现在维吾尔语多语词典的编写,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衡量发展水平:生态核算的作用

发展显然较经济增长更为广义和复杂,而人们通常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衡量方法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不能计量生活福利水平,而后者的改善无疑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只是为了起跟踪监控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也应该反映环境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成效。修订后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承认误差调整的必要性,但只限于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围核算”,尽可能不改变“核心核算”。新的体系强调结算平衡表的方法,这说明它着重于定期清点环境资源的存量,而不是直接改善对国民收入的估算。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发展的情况,衡量其进步,并且指出未来的方向,我们必须改进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在为了计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之后,核算体系应该表明经济的增长是否真实,抑或只不过是消耗国家的自然资源而已。按照其调整的程度,通过核算还应该能够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中有碍发展的失误。但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反映环境的所有各个方面,为了评估环境的变化,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充性的自然资源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