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合肥方言中入声调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作为江淮官话的重要分支,合肥方言与普通话有着明显差异。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合肥话发生了不少变化。目前,有学者对它的连读变调进行了研究,但还没有针对其入声变化的研究。通过以合肥方音中的入声调为语音变项的社会语言学调查表明：在目前的合肥方言中,入声已成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体,能体现明显的语体层次,保留与否和说话人的教育程度、职业、性别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一变化与普通话的影响有着直接联系。     

浅议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族歌剧自上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在学习与借鉴欧洲传统歌剧的基础上,已经有了较大水平的提升,许多优秀歌剧作品不论是歌剧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堪比西方歌剧。然而,民族歌剧的艺术形式影响着歌剧在我国的普及程度,许多优秀的新歌剧"昙花一现",中国民族歌剧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探索一条我国歌剧自己的道路还需要歌剧创作者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韩国影视文化作品剽窃我国文化现象析因

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种种文化剽窃现象却让国人担忧,因为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的低级文化剽窃和粉饰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韩国政府的"文化立国"方针使韩国影视文化产业空前繁荣,而韩国历史文化的"贫瘠"使得他们必须通过对其宗主国文化进行剽窃来增加其"历史底蕴",从而丰富其影视文化作品的"内涵";同时,中国人的"文化虚无"又助长了这股"歪风",韩国人的文化剽窃行为也就越发猖狂起来.     

供给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理论探索

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是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首要任务, 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研究将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深化。通常认为, 应该针对特定需求来评价国民经济动员潜力；但是, 需求不清一直困扰着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研究。在需求不清的情况下, 从超常供给能力的角度来界定动员潜力概念、研究动员潜力生成机制, 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在平时状态下, 国民经济体系表现出常规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危机状态下, 危机所产生的压力作用于国民经济体系, 将增加特定资源的供给量, 危机状态下的资源供给量的增量, 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国民经济动员潜力。     

“为理解而教”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为理解而教”是20世纪90年代,由零点项目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联合研发的一种教学模式,2006年开始引入中国,在多个地区开展了教师培训工作.其对深化新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和学生观等当前我国课堂教学中的痼疾等优势.但是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可以通过提出组织教研小组梳理启发性论题、将学生容易混淆的内容设为理解目标、依据理解的六个层次设计“问题链”、多种渠道收集学生评价信息、营造支持性的课堂教学氛围等策略,提高“为理解而教”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     

李贽的文与人

李贽传奇的人生经历使得其文有别于晚明流行的小品文.他不拘泥于文章风格及形式,善用夸张、比喻、排比复沓及漫画手法直抒胸臆,致力打破封建枷锁及批判"伪道学",认为男女平等才能达到爱情与情欲的双重满足.并主张人应追求"童心"才能回归自我.这种在明清之际过于前卫的想法,屡被认为"怪诞不经",因而官府屡禁其书,后世虽对其评价两极...     

论鲁迅的"黑色幽默"

鲁迅常以冷静从容的幽默笔法叙述一些沉重、悲惨乃至残酷的场面或事物 ,这种笔法具有现代“黑色幽默”的性质。此种黑色幽默用于正面的人或事 ,未免不够严肃或慎重 ,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鲁迅对残酷现实的愤激之情 ,显示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体批判理论研究

鲍德里亚的媒体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思想主要集中于电视媒体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以及大众媒体播放的单向性特征,这些现象导致了符号意义的丧失与大众的反抗。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主要体现在媒体自身的真实性与仿真性的矛盾上,这一矛盾导致了“意义”的混乱,并使大众采取了新的反抗形式,即“调侃和游戏”的反抗形式。鲍德里亚的媒体批判理论标志着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已从单纯的物的“异化”批判进入了大众媒体的“符号”批判,同时也暴露了其思想的内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