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交易及其风险分析

随着国内股指期货市场的推出,程序化交易逐渐进入国内广大投资者的视线。程序化交易的优势令人赞叹,围绕其风险的争议也使人畏惧。首先介绍了程序化交易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历程,然后回顾了国际上几十年来对程序化交易风险的争论,接着着重分析了我国发展程序化交易面临的风险并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应然与实然:健康中国视域下"健康优先"的迷思与破解

"十四五"规划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作为应然的价值追求,"健康优先"在国际上已有可供遵循的成熟范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国际机构亦将其纳入全球重要议程.尽管人民对"健康优先"的需要日益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我国"健康优先"都面临难以从现实此岸跨越到理想彼岸的困境.为此,讨论了推进"健康优先"的总体治理思路,并提出了具体的着力点:明确"健康优先"导向,加强组织体制建设;统筹把握工作载体,用好各层级主要抓手;有效协同相关政策,充分释放集成效应.     

工人工资应为具有法定担保性质之债权

工资债权作为一种保障社会个体基本生存需要的债权,大多数国家均赋予其特定的效力,即优先于普通债权,甚至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但工资优先权在各国有着不同的立法例,也有着不同的性质.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工资优先权是具有法定担保性质的债权优先权.即使我国未来民法典确立独立于典型担保物权制度的优先权制度,工资优先权基于其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也仍然应定性为债权优先权.至于未来工资债权是否优先于担保物权的争论结果如何,工资优先权的债权优先权性质也不会发生改变.     

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曹禺的剧作历来是影视改编的热点之一。在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上,《日出》的改编总体上比《雷雨》、《北京人》、《原野》的改编都更为成功。以《日出》的影视改编为个案,通过与曹禺其他作品的文本特性及其改编效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话剧改编为影视作品,原著的文本特性对这种改编有很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西部地区投资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现行投资体制存在着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金融支持弱化,市场化融资机制尚未形成,法规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等问题。改革政府投资体制必须考虑到投资活动自身的特点、整个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对投资改革的要求、政府投资的功能特点和WTO规则对投资管理的要求。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文章综述性地介绍了在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上,各位学者关于蜀学称谓、研究对象以及蜀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等问题的观点,并对他们所提交的论文作了分门别类的评述。     

对技术决定论的探讨与分析

技术决定论是伴随对自然和文化的除魅过程逐步建构起来的,至今仍是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文章首先探讨技术因果论和自由意志问题,由技术的三个方面特性结合自由意志进行分析;其次探讨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由此证明技术的重要性;最后得出：技术与社会正越来越深刻地缠绕在一起,必须全面地、小心翼翼地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国企改制、员工流动与权力延续——以长江中下游某金属冶炼企业为例

上世纪末,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一部分国企在市场经济中遭遇困境,进而再次改制。在此过程中,国企员工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本文以某金属冶炼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观察企业内管理人员群体、技术工人群体与普通工人群体三大群体的流动。研究发现,国企改制过程中不同群体因资本不同而有些迥异的流动模式,而经营层因拥有政治资本而存在着权力维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