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标准抑或水质标准？——《水污染防治法》控制手段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虽然历经修订,但其对于水污染的控制手段却一直延循以技术为基础的排污标准。这种手段在内在机理与外显制度上难以实现预期立法目的,它实施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是一种列举而非概括的控制手段,难免顾此失彼。故此,我们的立法修订不能止步于反思和完善具体制度和机制,更要反思《水污染防治法》的控制手段,重视以水质目标为标准的控制手段,并进行相应具体制度的构建。制度构建中应注重水质标准体系的立体化、灵活性和立法上的兼容性。     

超越与限制：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谈判机制

谈判机制在国外是一种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我国现实中并没有从规范到实践上予以足够重视。谈判机制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具有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能直接针对当下环境权利法定化程度不高的弊端,应对环境侵权纠纷的非经济性特征;它开放而包容的机制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当事人“向前看”,能促使环境侵权纠纷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同时,它也是一种在机制设计上缺乏外部法律监督的纠纷解决程序,并不能应对所有的环境侵权纠纷,必须通过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清晰界定其可适用的范围。     

统计教学面对的挑战

统计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但是目前我国统计教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误区。针对这种情况,文章论述了统计、数学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统计教学中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加强统计教学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城市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基于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实证研究

伴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发展而产生的邻避冲突协商治理模式为走出当前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能。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治理的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确保信息公开、采用多样的协商方式、发挥社会精英的引导作用和体制内社会组织功能等是基本经验;公众知识背景、政府与公众的协商意识和能力以及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作用等存在问题;应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强化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完善协商制度、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邻避冲突协商治理。     

金融科技投入与不良贷款风险缓释——来自北京230家银行支行的微观证据

金融科技具有管理风险的天然属性,在全球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数字化和金融科技战略背景下,研究中小商业银行基础支行层面应用金融科技化解不良贷款风险的能力,对银行防范化解区域不良贷款风险、改善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信息技术人员投入、信息软件和硬件投入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投入能显著降低不良贷款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进而明显改善银行业绩,其中信息技术人员投入作用最为显著。金融科技对不良贷款风险缓释作用具有滞后性,金融科技投入、不良贷款风险缓释与经营绩效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上述作用机制在数据治理应用、合规执行和内控执行更好的银行支行表现较为显著。     

数字时代的协同共生框架：系统效率与价值进化

秉持“协同共生理念”,在借鉴经典企业成长理论的3个流派“内部资源成长理论”流派、“网络化成长理论”流派、“合法化成长理论”流派,以及“竞争价值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时代企业成长的协同共生框架。即协同共生框架通过赋能和管控、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构建,并分别呈现出4个象限：共生系统象限、人力资源象限、制度流程象限、链接模式象限。     

休闲渔业安全管理浅议——以象山县为例

文中拟通过分析影响休闲渔业水上安全的各种因素及象山县休闲渔业安全管理现状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对策。     

公正：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社会结构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引发了社会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公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公正意味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其实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制度合理与进步的重要标准。从现实维度看,公正是实现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社会公正的缺失对社会的科学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搞好道德建设,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来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企业恶性增资:委托代理视角及中国的实证

恶性增资(Escalation of Commitment)是指企业对一个失败的投资项目继续投入资源的行为。导致企业管理者作出恶性增资决策的原因很多,代理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与以前研究者所遵循的将凌策者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方法不同,试图通过比较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差异来提供对这一解释的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