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分期原则及标准初探

历史分期是环境史学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旨在揭示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时空环境变迁的本质差别及形态差异。环境史分期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但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则,坚持一切生物及生命平等、全球生态整体观、环境变迁因果相联及互转化、地球生物及其生态系统遵循自然演替规律但会被外力打破的原则,应从长时段视角全面看待并判定人为因素在不同时空中影响力的大小强弱等问题。明确中国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及确定性指标,是环境分期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气候、灾害、人为开发及破坏因素、生态文化及生态意识、科技、战争等是环境史分期的考量标准;地理地貌改变、巨灾、政权更迭、经济发展模式、新技术及生产力发展、生存资源、人口迁移方向等是环境史分期的确定性指标。我们如果能够确定划分原则及标准,就能在客观、全面及立体的基础上对环境史进行分期,以促进环境史学的专业化、纵深化及系统化发展,为环境史研究及问题呈现提供便捷、准确的表达。     

美国华裔女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从文化角度来解析在异质文化语境下汤婷婷、谭恩美两位美国华裔女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她们打破原有的文化认识模式：对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一味认同,而是进行理性的反思,这种自我审视并不是为了背弃,而是一种自我认识。通过这种文化反思、文化自审,我们才能更好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     

环境史视野下中国西南大旱成因刍论——基于云南本土研究者视角的思考

2009-2013年持续五年的西南大旱的原因备受关注。除官方认为的西南地理地形特殊、全球气候变化及水质污染、湿地退化、原始森林破坏等原因外,西南及东南亚雨林的大面积破坏萎缩、民族生存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内地化、历史生态破坏后果持续性累积的长期效应影响、现当代政策及其经济利益驱动致使生物物种单一化、物种入侵等造成西南生态系统的变异和根本性破坏等因素,应当是导致、延长西南旱灾最致命、最根本的原因。西南旱灾的形成既与自然规律及自然界的异常变动相关,也与历史上的移民及随之而来的汉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扩张,以及明清王朝的经济、政治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及其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的生态危机等密切相关,更是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热带雨林大面积毁灭引发的生态危机导致的结果,也是现当代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赶走原始森林而种植橡胶、桉树及其他经济林木,导致区域植被种类单一、生态系统脆弱,也给入侵物种创造了机会,削弱了自然本身的协调抗灾能力。对旱灾区域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森林破坏及水土流失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加剧和水文地质环境的改变,才使当地涵养水源的生态能力减弱而演变为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当前,虽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人才培养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面临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两基”的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的补助较低等方面.对此,应在资金投入、巩固“两基”已有成果、改善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的待遇等方面进行改善.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