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矫正R&D活动市场失灵的通行做法。本文全面梳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将发达国家创新政策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综合支持型”三种模式，并对三种模式的主要政策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间接政策工具，而政府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直接政策工具，综合支持型模式因为强调市场机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基本和市场主导型类似，其区别在于该模式下的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直接的财政资助，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也更为全面到位；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较少直接干预企业科技创新，而是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为企业科技创新制定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深度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产业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产学研专项等引导企业科技创新；综合支持型模式在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实现较好的平衡。     

血脉相连 命运与共 新疆考古遗存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漫长的岁月里,分布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的9542处历史文化遗存,充分展现了古代新疆同中原及祖国其他地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史事实,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实物见证,是底蕴深厚、生命力强大的中华文明标识。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     

以灵渠为纽带：古代桂林的对外文化交流及其作用

秦朝在湘桂走廊修建的灵渠，将漓江与湘江相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原与海外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桂林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秦汉以来，以灵渠两岸为中心的桂林地区发现的不同时期的具有外来文化特征的文物，是不同时期该地区与不同国家或地区交流的反映。桂林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是支撑该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以及经济、文化等，也是重要的原因。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了古代桂林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密切了桂林与世界的联系。     

社区家学苑:探索“家庭、家风、家教”一站式服务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