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绩效管理考评问题的创新与思考--以税务部门绩效管理考评实践为例

实施绩效管理考评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激发团队活力的有效抓手。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在“求变”中实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突破,充分挖掘绩效管理的潜能,发挥绩效管理在持续改进中“机制”作用。通过转变管理理念,创新考评方式找准突破口;科学设定指标,量化考评标准抓住关键点;严格过程监控,维护考评权威,增强公信力;加强沟通反馈,严格考评奖惩力求长效性。     

劳动者该如何应对工资违法支付？

《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肆意采取压低、克扣、拖延支付等手段,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者对此应当依法维权,对工资违法支付勇敢地说“不”！     

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重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公司决策制定的规则和保护决策制定机制的有效运转,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和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特定的历史、文化、市场和法律条件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简单地将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移植到任何其他地方都将是不明智的.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法的构建需要在保护投资者与经理人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工作时进行职业判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度政府干预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所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的必要性.适度政府干预,是指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不是否定或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弥补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     

变异学与他国化——曹顺庆先生学术访谈录

付飞亮:曹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本次的学术访谈,缘起于《甘肃社会科学》赵国军先生之托,对于我本人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您在古代文论、中外文论、比较文学和大学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作为您的学生,借此次机会,我主要向您请教与比较文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人认为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之后,好像发展乏力,西方比较文学界很少听见新的声音,反而是不断有人唱衰比较文学,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1993年就说"今天,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死亡了".     

浅谈网络时代如何加强班级思想道德建设

在互联网让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遇到了难得的机遇和严峻挑战,高校的基层教育者和管理者必须认清网络时代的特点以及其对班级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明确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利用网络新媒体与传统班级管理相结合,提高学生素质,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变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话语霸权对于白话话语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诸如“白话诗派”、白话小说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而从话语斗争的层面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众多谜团,更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相应的反思,完善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     

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维度。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儒家文论话语权自汉代以后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梁启超认为,令人"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的《毛诗序》,造就了"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这个不可思议的"怪象"实乃话语权所致,而其间所上演的沿袭与悖离之间的博弈其实质是话语权的争夺;根深蒂固的"诗文正统论"压制了包括词曲、戏剧、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体式的发展;而"文言正统论"视文言文学为唯一正统,使白话文学长期被主流话语轻视。中国文学史的嬗变从根本上讲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结穴所在。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黄老治道的原则与实践

黄老学派在战国时获得主流学术地位,独盛的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上延续了三四百年之久。该学派流行于大变革时代,此种风潮以两汉为界,以新莽改革为标志性事件。在变革时代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以王权建设和整合社会各子系统为重点。在黄老治道哲学的"兼利无择","利而弗利"和"天地不仁"的宗旨下,社会各力量都得以自由发展壮大。对此黄老哲学有关于"仁义礼薄于道德"的论述。而汉代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利益倾向性也开始固定。黄老治道对"道"的阐释富有层次性和操作性,主张"天为人稽"。黄老哲学尊崇君势,也推重能臣,主张君臣不相僭越,一体同唱。王治国凭借"内刑"而"自得"的"王术",王术即道。法在原理上出于"道",但在应用层面,则强调出于"人心"。本文还指出,《管子》以"水"论"道",其经济思想符合黄老治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