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技术标准制定绩效的驱动因素:外部网络位置与内部技术能力的权变作用

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频繁参与二元技术标准的制定。这两种标准分别是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它们具有不同的战略属性,两者都深刻影响产业创新发展。采用1988—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企业的外部协作研发网络位置与内部技术能力对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制定绩效的影响。基于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制定新型技术标准的数量,而对渐进型技术标准的制定绩效没有显著作用;内部技术能力有利于推动企业成为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但不利于企业增加新型技术标准的制定数量;企业在制定新型技术标准时,内部技术能力负向调节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因此,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和内部技术能力对企业的二元技术标准制定绩效发挥权变作用。     

将军出身的总理

聪明、现实的犹太人发明了圣经、邮票、相对论和共产主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历来被看做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作为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犹太国家,其民选总理的个人魅力可想而知。一直到现在,抛开某些人为因     

以对话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对话是一种特定的沟通方式。对话机制强调大众的平等性与参与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在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下,需要依托对话机制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程度的客观要求。以对话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以实践作为对话平台,以通俗化作为对话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对话内容而展开。同时需要处理好对话与灌输、对话与学习两个重要关系。     

“三论”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它必然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些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的新成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而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论证,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它的内涵。日益显示其科学价值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下简称三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行不悖,并且有助于它的丰富和发展。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上述观点。 (一)“三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明“三论”产生之前,人们虽然原则上认识到了无机界与有机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之间的物质统一性,但是,对其统一的基础,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三论”以其新的思想对这一原理作出了新的论证并丰富了它的内容。从控制论、信息论、     

一家三口的“叛逆”之战

随着晚婚晚育的日益普遍,青春期子女加上更年期母亲的组合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处在心理动荡期的两代人碰撞在一起,经常会出现火星撞地球的局面,也让父亲两头受气。那么,一家三口应该怎样化解这种冲突呢?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外汇占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VAR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1994-2011年外汇占款的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得出结论：外汇占款对我国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都有扩张的影响,在间接融资依旧是当前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可以通过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最终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同时,由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将削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回收流通中不断上升的货币的作用,由此会引起外部经济中资本账户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给国内货币政策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道教的传播与政治——以新天师道为例对早期道教传播体系的考察

五斗米道北迁后,三张的传统传教方式被打破,道教的传播体系陷入混乱状态.紧接着佛教迎来了传入中土后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这对道教的传播也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振道教,以寇谦之为首的上层道士借鉴佛、儒思想,清整旧天师道的传播体系,将新天师道建立在依附上层政治的基础之上.     

"留守儿童"权益维护的"三维一体"模式研究

“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政府与社区关注较少、学校教育和管理失控、父母监控机制弱化、留守儿童自身进取心不强,致使部分“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突出、学习成绩下降、心理障碍较多。为此,应积极应用“三维”(社会、学校、家庭)“一体”(留守儿童自身)模式,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消费与自然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就有与之相伴的消费形式。消费主义滋生蔓延与西方哲学及工业文明下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密切相关。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中,生态伦理学迅速兴起、生态经济学大力发展、生态政治日益凸显——"生态"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变革自身文明的视域。在生态文明视野中,一种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要求人类的消费既要体现人类的物质发展水平,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既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的质量要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可以预见的潜在危害。这种生态消费不仅成为一个国家为迎接人类美好未来的综合理想模式,也成为个体理性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意识已成为环境意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