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不是洪水猛兽

从问题出发,从技术入手;不偏执,不高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则前景可期,大业可成。调研深圳政改的间隙,我兴冲冲地登上了莲花山公园的山顶广场。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清晨,阳光朗照。伫立在邓小平铜像前,我不禁吟诵起邓公1986年那段关于政改的著名论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     

合肥新鼓点

如果前面有两条路,选最难的那条路走。过去三年,作为引领安徽在中部加速崛起的巨大引擎,合肥创造的历史奇迹,让外界惊叹不已。可以说,合肥奇迹般的变化,肇始于改革开放,根源于思想解放。前不久,合肥市市长吴存荣曾将合肥三年来的新政归纳为12项改革、     

新农村建设的湖州模式

浙江省湖州市毗邻安徽、江苏,属于"发达省份的后发地区".2006年5月,湖州与浙江大学正式签署协议,决定双方举全市、全校之力,在湖州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探索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     

品牌提升，安徽准备好了吗？

“建议把品牌战略、品牌经济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提升到转型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一个政绩考核的指挥棒。”     

两江新区,比肩浦东?

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衔玉而生、气势不凡。市长黄奇帆说,“我们要瞄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奋力追赶”,“与浦东、滨海比肩发展”。     

宿迁行政审批革命

改革热土宿迁,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2013年9月,宿迁市委、市政府按照＂简政、放权、去利＂的原则,大刀阔斧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级层面原有的193项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后仅保留57项,精简率达70.5%,成为全国行政审批精简力度最大、保留项目最少的地级市之一。     

罗崇敏:向改革要政绩

著名改革家罗崇敏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他30岁开始念初中,38岁才当上副科长,此后快速升迁,不到50岁就已成为正厅级的"一方诸侯",可谓大器晚成.担任云南红河州委书记期间,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动刀,甚至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推行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 他走路的节奏很快,总是步履匆匆,如同正奔赴疆场的战士.他对变革的速度也特别在意,总是希望自己,同时希望别人还在热血沸腾、充满激情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社会管理重在“理” 不在“管”

"管"的思路在干部中还很流行。"管"有管制、控制之意,传统思维一说管理就是消除矛盾,就是维稳。对于社会管理,我们应当先理后管、多理少管。"社会管理热"的背后《决策》:政界、学界、媒体普遍认为,2011年中国政治与生活的关键词是"社会管理"。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社会治理"、"社会重塑"、"社会重建"、"保卫社会"。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刘峰:这么多年以来,政府主导做的     

蒙城“蝶变”

【写在前面】地处皖北的蒙城县,以庄子故里而名世。昔日庄周梦为蝴蝶,欣然自得地飞舞着,被传诵为千古佳话。时光流转。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县开始校正航向,并迎来了脱胎换骨式的"蝶变"。特别是2010年以来,伴随江淮安驰、雨润食品、众鑫汽车零部件等一批超10亿元大项目相继入驻,蒙城县域发展势头强劲、动力十足。同时,城南新区横空出世,等于再造了一座新城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