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及模型

文章在知识化竞争时代的背景下，针对企业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通过分析知识转移概念、有代表性的企业知识转移模式，从知识本身性质、知识转移主体认知结构差异、知识转移主体的知识能力、知识转移的方法和媒介选择、知识形成过程中规范化程度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层次回归模型分析。     

企业转型升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机构持股?——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利用“类词缀”特征的文本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转型升级词库,并对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测度;以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与机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且分析师预测分歧发挥加剧抑制作用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晰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对异质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不同影响,从转型升级绩效的调节作用、企业市场价值的中介作用及其脉冲响应,揭示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影响机构持股的转型升级绩效不佳的替代机制、市场价值反应的滞后机制。     

能源产业繁荣能够驱动能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吗？——以东北地区为例

运用“资源诅咒”学说,以东北地区11个地级能源型城市为代表性研究样本,利用1997-2006年的整体及分时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能源产业繁荣与能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及其动态演变情况进行实证考察。结果显示：能源产业繁荣对东北地区能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限制性影响,资源诅咒效应存在;但在2000年之前这种“诅咒”效应尚未明显出现,而在2000年后的能源产业繁荣期却凸显出来;对能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制造业发展乏力、投资环境欠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科技进步能力偏弱等因素,均是导致资源诅咒效应发生的原因。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发展目标,低碳转型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199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了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多维因素对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表明:我国的碳排放绩效在"九五"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进入"十一五"时期后又开始回升;在各投入和产出要素中,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省份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高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未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但其间接效应的稳健性较弱.最后,本文指出我国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要素市场完善、绿色创新突破、城市化集约推进、区域间协调合作等经济结构、技术和政策领域做出协同努力,才可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世纪工程的最终实现.     

文化多样性会阻滞城镇化进程吗？———基于方言视角的经验考察

基于2000-2012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样本,以方言多样性代理度量文化多样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方法,首次就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考虑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而引入滞后一期的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后,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在采用历史外来人口迁入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后,这种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因此,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变量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