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松回归在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

泊松回归是专门分析因变量为计数变量的回归模型。文章通过对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的泊松回归分析来介绍其在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泊松回归除了可以接受虚拟编码方式的年龄、城乡等常规人口学分类自变量外,还可以直接接受支出、收入等连续型自变量,因此可以更深入地进行生育率的测量、比较与分析。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

人口预测经常被用来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模拟有许多特点需要专门考虑。文章对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预测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常规生育率预测方法不能控制妇女孩次结构的缺陷,并介绍了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应用。文章还建议有关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应当尽量按不同生育政策类型人口来进行,指出采用连续变化生育参数的常规模拟方式不能反映政策调整的突变特性,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文章还针对以往政策模拟预测中的缺陷,提出了一些建议,并简评了考虑生育模式变化的模拟思路。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

Bongaarts和Feeney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争议、讨论和各种新的尝试。文章梳理了这一研究上的理论争论,简要介绍在此方法方面的重要进展。十年来,去进度效应方法的应用已经从总和生育率扩展到平均预期寿命以及时期婚姻指标。文章还简要介绍了Yamaguchi和Beppu在改进去进度效应生育指标时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思路的创新。特别介绍了Bongaarts和Sobotka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新提出了TFRp*指标,用以分析欧洲国家近年生育率的回升,发现TFR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时期效应的减少和消失,而时期生育的数量水平其实相当平稳。在此就时期调整指标方面研究的进展做些评论,并讨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劳动关系管理

三方协调机制对于强化劳方的地位有着较好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我国政府和工会在此机制中存在缺位和错位,因此,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实现新的制衡机制,如培育一批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社会"第四方",参与到劳动关系的治理中。     

北京市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研究

依据１９９５ 年全国１ ％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本世纪以来北京市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及９０ 年代前半期人口迁移流动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分析表明,迁入女性、流入男性在京初婚人口对北京平均初婚年龄有微弱降低作用,但由于北京市出生从未流迁人口所占权数很大,所以对该市初婚年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员工与压力：人力资源管理的平衡策略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作压力一直是困挠着工业化国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当今,"压力"一词更是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日常词汇之一。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焦虑的年代"、"压力的时代"。但是,压力也并非一无是处,适度的压力能够促进员工创新和组织绩效。所以,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不是要绝对排除工作压力,而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整合下实现压力平衡。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

文章用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公开出版的数据资料对该调查所反映的"近年生育率回升"结果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该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分布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及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断定2006年调查在抽取样本上明显有偏,偏重反映了新近结婚并在户籍地怀孕、生育、哺育的育龄妇女,但严重遗漏了年轻、未婚的育龄妇女.因此,该调查显示的"近年生育率回升"主要是由于调查偏差所致,并不能代表全国的生育情况.文章分析了已婚总和生育率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之间在水平及年龄模式上的差别,指出这两种口径的统计结果之间无可比性.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