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2003～2050年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老年夫妇人数变动预测

从本世纪开始 ,越来越多的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将逐步进入老年期。本文设计了基于年龄一孩次递进生育预测方法的两阶段分析测算模型 ,初步计算了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 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及中长期变化趋势。这部分人群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特殊困难群体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满足其基本养老的需要     

中国老年妇女户居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关老年妇女数据的分析,当前在中国占主要地位的是主干家庭模式,核心家庭模式仍然居于次要地位。有无存活子女以及存活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口的户居安排起重要影响作用。一些无子女老年人通过过继、领养等方式取得子女,得以生活在传统家庭养老环境中。同时,存活子女的性别也对于老年人口的户居类型起着重要影响,将儿子留在身边是更为普遍的情况。此外,多元分析表明,老年人口的户居安排不仅要受到其存活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的影响,也受到婚姻状况、年龄、城乡地区、文化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社会变革与城乡变迁中最令人瞩目的人口现象,但是在生育率研究方面,人口流动的影响到底如何仍然并不十分清楚。本文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对流动人口进行了识别,并通过计算和比较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生育率水平与孩次和年龄模式方面以及户籍性质方面的差别,表明人口流动极为显著地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并进而在全国层面产生了降低生育率的显著影响。因此,流动人口不仅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而且还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破除流动人口就是超生游击队的陈旧观念,并认识到人口流动实际上是生育率降低的有力促进因素之一。     

虚拟社区交往及其类型学分析

虚拟社区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交往.典型虚拟社区中的交往在载体、交往对象选择标准、交往的往复性和是否涉及高线交往等四个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同时,个体的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关系存在着完全相同、部分相同和多重身份三种情况.通过与交往的往复性和身份同一性情况的联合划分,可以将虚拟社区中的社会交往分为四种类型,即维持和增强现实关系、扩展社会关系、弱关系以及动态交往.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少数民族本科预科办学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想

为提高和保障我国少数民族本科预科办学效益,对民族预科办学效益的内涵进行了研究,指出影响民族预科办学效益的基本因素是办学基本背景、办学投入的数量与质量、办学的过程控制、办学产出、预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力。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出少数民族本科预科办学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该指标体系的实施提出了若干建议。     

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的研究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进行了分析。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大龄未婚比例未见明显变化,但人数有所增加。目前在北京的大龄未婚者集中于同龄人口的两极：一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背景优越;另一极社会地位偏低、各方面条件均较差。前者的大部分男性是自愿倾向晚婚而非选择困难;而前者中诸多女性和后者中的大部分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择偶难的大龄未婚青年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

文章采用“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数据,通过供养金额与抚养金额以及净供养金额为测量手段分析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的方向和数量。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当前的一代老年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我国代际经济流动的主流,同时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存在着平均净供养量水平的差异,特别是已经出现个别分组的老年人（城市男性老年人）已经产生了与中国传统的“反哺”模式相反的本质性变化。这种差别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现代化过程之中。     

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变革路径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处于改革之中,劳动关系不断进行调整与变革。但其调整与改革受到制度、传统文化、劳动力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要进行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变革,必须增强员工主体意识;重新界定企业和劳动者的责权利;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加强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