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十一)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以四川省汶川县为中心发生了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受灾范围波及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云南等省区,受灾面积达10万余平方公里,在科技部号召下,全国各省市与四川、成都有关科技部门迅速联系,动员组织全国科技工作者,群策群力,统一调配,有序高效地开展了科技赈灾.事实证明,面对我国频发重大自然灾害的现状,为提高科技紧急救助能力,有必要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实施科技赈灾行动.对此,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实施科技赈灾行动的对策研究"课题组立足实践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机制.     

论县域经济中民间资本的发展环境

民间投资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县域行政主体应该切实转变政府各项职能,对民间资本实行国民待遇,积极拓宽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实行公平合理的税费政策,加大对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监督。以此创造开明开放的政策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造公正不阿的法制环境、构造亲民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建造和谐宽松的舆论环境。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个人资源,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发展其个人的社会网络,从而保持和促进企业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完成、正式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民营企业家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少。     

四川省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为切入点,构建了包含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区域经济三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耦合协调模型对四川省18个地级市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测算,发现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提出了符合四川地区发展实际的对策建议。     

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及实施路径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来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建设生态环境,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自然保护区作为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地质构造以及水源地等自然综合体为核心的自然区域,是最值得获得区际生态补偿的区域.但如何通过生态补偿来有效地建设保护区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难题.为此,一方面要实施差异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加强对其管理;另一方面又要适度增强保护区的自我发展,提高生态补偿能力.     

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与预测——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探索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内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牛文元五大支持系统,先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对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值展开评估,然后辅以logistic模型回归进行预测,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实现对指标降维以达到用较少变量解释大部分变异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并呈现逐年缓慢上涨的趋势;对于综合水平的预测表明,2017年后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可达到强可持续发展阶段的中期;将全部指标进行降维后,得到三个主成分,可使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更具可操作性。     

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研究 ——以十个极重灾区为例

通过构建灾区生态经济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汶川地震10个极重灾区为例,研究其2005年到2012年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并以2008年为界,通过MapGIS处理软件,作出地震前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等级图,对比分析地震前后10个区(市)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10个极重灾区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大小排序为:绵竹市>都江堰市>彭州市>什邡市>汶川县>安县>平武县>北川县>茂县>青川县。10个极重灾区在地震前后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震后耦合协调度等级均有所提升,差异有所缓和。     

自主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连载二十六)——以西部地区为例

第四章 自主创新与工业优化升级 工业增长、生产率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到区域产业结构，工业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生产能力已成为区域经济实力最为重要的标志。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对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为此，各经济区域都必须走上倡导自主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论现代产权制度在国企改制中的作用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于中央政府的经济手段市场化、宏观调控明确化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有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网络伦理危机及其管理

网络伦理危机是传统伦理道德与网络社会撞击激荡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严重制约着网络的正常发展。为建立规范有序的网络社会,必须从国际、国内、组织和个人四个层次加强网络管理主体的建设,最终实现网络管理的全球共建和人群网络观念的伦理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