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局限与困境——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对话与潜对话

作为丁玲在延安整风前的代表作之一,<我在霞村的时候>因其多重话语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而构建成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文本.被众多研究者一再解读.整风运动时期.它就因为女主人公贞贞与作者丁玲的某种相似性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七年时期,它更因为作者"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加以美化"①而受到更严厉的再批判;新时期的研究者重新发现并肯定了它的启蒙内涵.唐克龙从主题学的角度认为它"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②.更多的人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了性别、政治、道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南贞贞的命运切人了"(女)性与政治"③的关系,比较深入地剖析了作品对传统"女性神话"的解构意味.揭示出"女性身体除了在礼教上显现模棱意义.在政治上也往往兼具正邪两极的潜能"④的复杂内涵.这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心之一.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