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私营经济与统计

个体私营经济与统计中南财经大学　卢现祥据统计，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由１８２．９万户迅速发展到１４１６．８万户，增长了６．９倍；从业人员由２２７万人增长到２２５８万人，增长３９倍，占有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由０．５％提高到３．９％。...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国外“掠夺之手”的国家理论述评

掠夺之手是分析政府的一个新的视角。掠夺之手模型准确地描述了政府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并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职权范围。掠夺之手模型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家的利益是什么,二是这些利益将如何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中。政治家们在利用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掠夺性的管制、腐败、短缺等现象就会出现。制约政府掠夺之手有三种思路:一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二是建立集体行动机制;三是建立宪政秩序。     

论政府行为中的设租与寻租问题

设寻租问题的产生在于政府行为范围的扩大化和政府干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主体的限制以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式的多样性和非市场化。但是 ,寻租并不是随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的增加而增加的 ,而是由这种管制和干预的形式所决定的。同时 ,软政权的存在也是寻租现象产生的根源     

论政府在我国基础设施领域促进竞争及反垄断中的“诺思悖论”

在基础设施领域促进竞争、反垄断是当前不少国家 (地区 )的一种选择 ,但是在我国基础领域垄断现象还相当严重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在基础领域促进竞争及反垄断存在一个“诺思悖论”。一、基础设施领域放开管制、引入竞争的两个案例案例一：据报载 ,香港政府以６７亿港元的巨资 ,提前７年从香港电讯公司购回香港地区国际长途直拨专营权 ,为香港尽快全面开放电信市场做准备。这笔交易的最大赢家是谁呢 ?从数据上来看 ,是消费者。香港市民由此可获得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和更为质优价廉的服务。据香港当局最保守估计 ,由于竞争带来的…     

公众参与治理与中国二氧化碳减排行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分析了公众和企业在二氧化碳减排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减碳治理中的政府失灵问题。计算整理了1997～200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众以信访的形式参与环保对于降低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联合治理机制对于碳减排的作用比较有限;另外,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之间均体现了倒U形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家庭平均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     

我国财政体制的制度分析

公共财政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过程,财政收支决策的民主化和强化市场型政府等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基本条件.而财政收支运作的透明、财政收支的硬性约束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从总体看,我国财政还不是公共财政,而是一种政府财政;我国财政主要是一种建设财政,而不是一种民生财政.在建立我国公共财政的过程中,要确定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把控制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与完善再分配机制结合起来,完善我国公共支出管理的治理机制.     

论我国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三条途径

近些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是改革传统的统收统支分配体制和强调刺激机制的必然产物。但是,在我国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刺激机制“亢奋”与约束机制软化。例如,企事业单位缺乏产权约束,滥发奖金实物,工资收入侵蚀利润,工资外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等。第三,从统计结果看,我国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达到其“边界”或“极限”。在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居民最终收入所占比重由1983年的73.8％上升到1989年的78.2％,1987年和1988年新增国民收入中个人所得的比重分别高达45.5％和47.9％。但是,我国传统的工资格局(不包括企业所发奖金实物等)和劳动工资制度却并没有发生     

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

尽管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如何更好地传播和发展仍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这是其发展的最大基础,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演化经济学的异端传统为其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克服这一不利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创新上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