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人,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也是最终受益人.因此,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景区和社区一体化的傣族园景区的社区参与比较广泛,主要体现为开傣楼、经营傣家乐和成为公司员工三种形式.这种国有企业主导下的社区参与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等而存在着许多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分析

旅游对于族群文化和认同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基于对不同旅游社区的大量田野调查,作者发现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如云南迪庆的雨崩村,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第二种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园,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第三种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在该类型社区中,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     

旅游人类学在中国

旅游业急速发展的现实充当了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旅游人类学在国外四十多年的成长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中国旅游人类学在这双重合力的推动下,学术活动频繁、专业刊物搭建平台、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真实性理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显著.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既需要深入发掘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优势,也还要扎根中国现实.     

论影响澳门族群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

澳门是一个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本文论述了影响澳门主体族群广东人和主导族群土生葡人之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族际通婚、宗教和族群认同。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为例,就先后组织过"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游牧与农耕"以及"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如今面对挑战和跨学科研究的介入,还有许多有关乡村的议题值得展开,包括乡间民俗、乡土遗产与乡村旅游以及彼此交织构成的错综关系。     

“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

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将“旅游中国”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突破将“旅游”与“社会”视为两个独立并行领域的二元思维,可对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嵌交织的复杂图景展开更具整体性、整合性和历史深度的刻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旅游发展“黄金十年”的社会效应已远远溢出其经济产业属性：对内,旅游是体现人民主体性、创建和美家园、塑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旅游即社会生活,进而在中国多区域、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通过构筑互动交流的旅游“融空间”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通过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旅游外交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在全球互动中推进文明互鉴,增进文化自信。旅游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话世界的重要舞台。     

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

基于"空间的生产"理论提出的"交往空间"对旅游社会交往活动具有较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但目前学界对"交往空问"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傣族园旅游互动中交往空间的变迁方面,并解读交往空间的变迁特征,试图建立起对少数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的认识。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一是交往实践活动生产了空间也生产了关系。目的地社区交往空间的变迁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各种变迁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二是交往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交往行为的空间性、交往内容的层级性以及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三方面,它们给原交往空间赋予了新意义。     

跨越时空的旅游“新村民”：他者的数字化自我呈现

数字化社交媒体已经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塑造与宣传提供了便利。本研究借助自我呈现理论的概念框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以边村的一位“新村民”ZH为个案，分析其在微信朋友圈中呈现的内容与特征。文章透过ZH在数字世界中建立的目的地形象，对比讨论了虚拟与现实中旅游村的实际错位和具体关联。研究发现，兼具局外人、驻客、东道主多重社会角色的旅游企业主移民已然成为旅游村落的新主人，ZH在微信朋友圈中选择性地建构并呈现着追求精致积极生活的理想自我、致力于融入社区的应然自我和积极谋发展的现实自我，折射出有别于城市生活节奏、民风淳朴的乌托邦式旅游村落形象。但在某种程度上，数字世界中的旅游村落形象具有一定的超真实性，与现实形象具有互构性，两者并非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