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经验总结——兼论精准扶贫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

中国农村40年的反贫困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明确的反贫困路线、坚实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多维的扶贫开发项目和循序渐渐的反贫困策略是中国反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世界反贫困的动态性和精准扶贫策略的科学性角度看,精准扶贫策略未来具有长期性,无论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成果的巩固,还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治理,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路径的选择,都需要借鉴精准扶贫策略。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是这个伟大时代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权改进政策,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未来长期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应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区域板块的省域竞争力与公共服务设施

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典型相关分析法,依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竞争力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设施、卫生设施和社会保障建设水平对我国省域竞争力提升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运输设施、交通设施、基础教育对我国省域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阻碍作用;“公共服务组”典型变量对卫生设施、信息设施、社会保障、交通设施等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而对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预测能力较差;“公共服务组”和“省域竞争力组”两对典型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较强。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

利用内蒙古、宁夏、山东三个省份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差异,采用列联表方法,探究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意愿仅为65％,而愿意参与供给的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农户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显著正相关,但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正向关联性较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     

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对农田水利自治的影响

随着农户分化的演进,建立在个体同质化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型农田水利自治日益式微,与分化格局相适应的"有机团结"型自治亟需跟进。基于"结构-过程-功能"范式构建了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与农田水利自治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观念多元化、精英能人等关键群体的涌现以及决策主体的缩减,其从变异、选择与遗传三个层面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改变了农户群体的规则感知与策略行为,并最终对农田水利自治效能产生影响。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顺势推动乡村社会的观念进步,引导精英能人成为农田水利规则变革的带头人,创新水务决策模式,是推动农田水利自治迈向"有机团结"的可行路径。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1478户农户的调查

文章根据西北五省的40个县(市)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道路、基础教育、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农民参与情况、农民对村委会的评价、农民对政府的评价等;农民对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文化娱乐、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农村清洁能源的满意度较低;农民满意度基本上不受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数等变量的影响;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民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研究运用1985-2008年的时序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其他依次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电力、通信、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投资在农民增收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对农民收入的再分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教育支出和电力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股份合作制的特点及其推进对策

在界定股份合作制的基础上 ,分析了股份合作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 ,并对进一步推行股份合作制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及其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本文以波拉特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现状,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方法体系,据此,采用1998-2008年有关信息化的指标数据对我国1989—2008年的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近几年的农业信息化水平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双对数模型检验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不断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