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及其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本文以波拉特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现状,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方法体系,据此,采用1998-2008年有关信息化的指标数据对我国1989—2008年的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近几年的农业信息化水平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双对数模型检验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不断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基于黄河灌区6省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阐释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灌区6省(自治区)883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纵向合作水平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制度能力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的影响越强。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重视村庄制度能力建设、强化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意识以提高农民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水平。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陕西农业技术进步状况的分析

在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定方法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增长速度方程对陕西省1984—2002年农业（狭义，主要指种植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发现该省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农业的发展对资金投入有很强的依赖性。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研究运用1985-2008年的时序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其他依次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电力、通信、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公共品投资在农民增收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对农民收入的再分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教育支出和电力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股份合作制的特点及其推进对策

在界定股份合作制的基础上 ,分析了股份合作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 ,并对进一步推行股份合作制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

采用陕西省556户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有:第一,目前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投资重点为生产性公共产品。第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总体评价中等偏上。第三,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