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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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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采用陕西省556户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有:第一,目前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投资重点为生产性公共产品。第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总体评价中等偏上。第三,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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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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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文章基于2005~2011年陕西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系统变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在农村市场无法得到完整发挥,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边际消费倾向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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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技术进步含义及其贡献率测定方法的论述,采用增长速度方程对陕西省1984-2004年畜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畜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不明显,同时我们发现陕西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对资金有很高的依赖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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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08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分别对西部12个省市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除四川省和陕西省外的各省份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均不足,且区域差距很大;西部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且差距较大;西部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西部应增强区域经济总体实力,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高科研服务水平,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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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宁夏、陕西3个省(自治区)18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水平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得到所调查村庄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综合得分与排名;将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标准化后作为因变量,选用Tobit模型探析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总体得分低于平均水平,3个省(自治区)差异较大,只有宁夏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综合得分值为0.065;其次是陕西省,综合得分值为-0.01;河南省排名最后,综合得分值仅为-0.056。对影响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距县城距离、打工人数比、是否为示范基地、政府投资力度和农户收入差异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有显著影响。打工日工资水平、村庄经济状况差异、是否有小农水重点建设项目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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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