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华留学生与古代中韩文化交流

互派留学是古代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中韩教育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韩国在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在汉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韩国入华留学生进行考察,可以勾勒出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风貌。     

流动朝鲜族经营者社会网络资本化与城市民族交融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朝鲜族纷纷走出家门,在流入地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居区。在上海龙柏,流动朝鲜族经营者利用其在流动中掌握的技术、经验及积累的各种资本进行创业并获得成功,从而较好地嵌入当地社会经济当中。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之所以在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得益于其建立的广泛社会网络,即“原住地（故乡）—移居地（国外）—现住地（龙柏）”之间的三角关系,他们通过这种三角关系的维系、拓展和资本化,不断扩展新的商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一方面维持着对上海与家乡的双重场所的归属,另一方面也在继续探求有助于个人发展和流入地融入的模式。     

村里的“陌生人”：吉林边境村落外来汉族农民的民族志研究

文章以流入吉林边境朝鲜族村落的外来汉族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和分析他们的生活叙事和主观感受,真实呈现人口流动背景下外来汉族农民的生计实践、与当地朝鲜族村民的交往互动、居留本地的意愿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微观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田野资料。研究发现,在吉林边境村落,原本处于不同生活空间的朝鲜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农民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催生的族际接触的契机,建立了生计互补、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创造了日常交流互助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时空的重叠性不断增加,这为他们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基础,有助于边境社会空间新型多民族村落共同体的整合与再造。     

韩国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举措及经验

20世纪60～70年代,人口素质的提高在韩国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家庭生育计划,完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开展"新村运动"等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了国民的人口素质。总结韩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可以得出如下经验:注重传统儒家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满足各类市场人才需求;寻求多样化的教育经费投入来源;重视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汇款与情感:当代朝鲜族跨国家庭关系动力学

本文以朝鲜族一位普通移民女性的汇款经历及其家庭关系的变化,试图说明跨国汇款是在情感与经济上维持跨国家庭的重要模式,并充满了情爱、义务和怨恨。事实上,尽管汇款对维持家庭关系和为跨国生活不稳定提供相应缓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额外的情感压力。当代朝鲜族跨国家庭的生活经历揭示了汇款实践对维持跨国家庭关系的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对朝鲜族跨国家庭归属方面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跨国家庭模式的复杂性。     

宋、丽文化交流特点初探

宋、丽文化交流,既是自古以来中朝文化交流的延续,又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在宋、丽文化交流中,文化交流的通道以海上为主;商人开始成为推动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出现外传与禁令并行的书籍流通的模式。更重要的是,高丽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日益明显起来。     

宋丽关系史上的特殊群体—宋商

宋丽外交关系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时断时续,并很快断绝。但是,在两国官方交往断绝的情况下,不仅其民间贸易仍得以继续,而且双方政府之间仍有牒文往来,互通信息,这其中宋商起了主导作用。宋商在宋丽交往中的活跃,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关系、双方政府重视贸易活动、造船术和指南针等航海技术的发达以及商人在社会阶层中身份的上升不无关系,是当时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宋商这一特殊群体成为宋丽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