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康藏人物研究现状与路径选择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人物选择上重精英、轻大众,重个体、轻群体;重政治领域,轻文化、经济、宗教等领域;重康藏"核心"区域、轻"外围"区域。文章认为,应当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加强"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开对近代康藏人物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康藏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对外新闻编译中的叙事建构策略——以《环球时报》为例

对外新闻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其编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形象,乃至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对外新闻是国家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行为,其编译本质上是新闻再叙事行为。通过尝试在对外新闻编译研究中引入叙事理论视角,以环球时报中英文网的新闻语料为例,从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等角度探讨对外新闻编译中叙事建构策略的具体运用,为提高我国对外新闻编译传播效果探索新的策略和路径。     

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启示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法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表明,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宁夏回族剪纸艺术及其传承

宁夏回族剪纸艺术,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积淀丰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民俗意义突出,审美与欣赏功能独具特色。回族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问题,亟待加强。     

“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内向"活佛,曾一度期望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复任摄政,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捕,不幸圆寂。文章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对"热振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五世热振活佛的态度及治藏政策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试图弄清"热振事件"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从而辨析国民政府的最终抉择。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方舱医院: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新冠肺炎的扩散,已经使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多国继续加强“限行”“封城”“禁飞”等防范措施以应对疫情扩散。3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当前多个国家床位紧张,可以借鉴方舱医院的方式对轻症患者进行集中隔离。参考中国经验,各国纷纷开建方舱医院集中救治:西班牙马德里清空一所展览馆,改造为欧洲最大的临时性“方舱医院”,该医院配备5500张病床。     

对外政治话语中隐喻的功能及其英译

目前对隐喻翻译的讨论普遍聚焦喻体等值转换或意象投射等问题,模糊了隐喻认知与修辞隐喻的差异。在综述隐喻的话语功能基础上,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隐喻及其对应译文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具有阐释与劝说功能。为了发挥政治话语中隐喻的对外阐释与说服功能,翻译应技巧性地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根据隐喻的功能采用直译、直译加注、转换喻体、换以明喻以及释译喻义等方法进行隐喻翻译,以便更好地提高对外话语的传播效果。     

土壤改良剂在沙漠治理中的应用进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沙漠治理技术趋向于探寻更加经济、高效与可持续的方法.土壤改良剂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已广泛应用于沙漠环境治理尤其是沙质土壤质量的提升.沙质土壤施用土壤改良剂可有效改善其理化性质,使之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可提高植物固沙效率、降低投入成本.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治沙技术,综述了沙漠治理中沙质土壤的改良方法,重点阐述了土壤改良剂在沙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机理、有效性及其在沙漠治理中的应用状况,并对其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