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战略:问题与思路

以国际和国内两种视角,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建构中国大战略的相关问题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交锋。这些论题包括战略环境之时代特征,对中国既有战略的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思路。学者们认为,近些年,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从而战略管理能力正在迅速提升。中国将在世界和平中担负起中流砥柱的角色。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陷阱

由于早在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曾经明确提出过“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所以应该说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化”本来并非今天的议题。小城镇建设及其相关的政策问题之所以十年后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讨论,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在90年代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2］”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之中,各地通过“开发区”滥占耕地、攫取土地增殖收益,引发出政府、农民、企业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二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市场疲软、增长乏力的局面之所以难以改观,实…     

城镇化不是产业化

改革，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筑方面的"三治(村治/乡治/县治)"问题高度相关,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时紧时缓;不同的经济增长机制对于矛盾的演化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改革30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趋紧,中国农村地区先后发生了三轮"治理危机";到1990年代以后表现为大量的对抗性冲突。主要原因是违背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去组织化"的个体小农难以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支撑与大包干伴生的"撤社建乡、撤队建村"之后逐步庞大、异化于经济基础的农村上层建筑。因此,越是现代化的农村"上层建筑"就越是需要政府全额承担制度成本。     

新乡村建设与共建和谐社会

20世纪的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波及甚广的乡村建设运动,组织者希望中国乡村可以在现代化中不至于衰败,但后来因日寇入侵等多种原因,运动在国内失败,后在海外得到传承。本世纪初,被誉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再度发起“新乡村建设”,他认为,我国多数农村大体上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所以,只能以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求发展。他倡导的“新乡村建设”主要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乡村社会的和谐。温铁军的这些做法得到国内外许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也引起学术界很大争议,几年前有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必然失败,更谈不上推行于全国。当然,国家最近大力提倡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在政策层面上似乎已经肯定,但现在就对其效果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一切都有待时间来证明。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中国农村的事情要想做好，主体是农民，外来者永远是帮忙的。因为农民最懂农村和农业，他们很明白，也很实际，多村建设培训的方式是互动式的、分享式的，我们不妨“尊农民为师”，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能干的人。     

如何建设新农村?

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一般来讲,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许多国家都应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小农社会国家,都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为此,中国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有着极为鲜明的意义.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乡村振兴——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言

目前,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学界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较高,借助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召开的契机,我们将其放在一起探究,既然人们对会议的议题存疑,那我们就借机答疑。我们现在的最大使命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主要内涵就是乡村复兴。因为我国的农业是一种"三生"农业,也即上万年以来人们都是以一定的生态条件来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而开展的农业生产。我国的农业从来不是孤立的,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并且自有农民这个名称以来就是"三生合一"的。由此,从理解大会的意义来看,乡村复兴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