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二孩职业女性的母乳喂养支持——以北京为例

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始终是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哺乳是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之一,如今却成为女性再次回归工作岗位必须面临的第一道抉择关口.本文通过2015年"北京市生育二孩妇女孕产卫生保健需求调查"的数据,以社会支持网络为架构,分析各项社会支持对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试图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母亲普遍存在断奶过早的情况,在职业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面临工作和母乳喂养的冲突时,在工作单位设置母乳喂养室、 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科学哺乳知识,能有效降低职业女性过早断奶的可能性;亲友的情感支持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反而导致职业女性提早断奶.     

中国人口惯性的历史演进与城乡差异

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从人口惯性视角审视中国人口负增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文章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近7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惯性变化及其对人口长期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累积内在负增长势能,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2020年出现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2）在超低生育率驱动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人口总量缩减和老龄化加速发展,且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久,负增长惯性作用越强;（3）随着城乡生育率趋同,2020年城乡均呈现出人口负增长惯性,但由于农村年轻人不断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更强。人口惯性反映实际人口年龄结构与均衡状态（静止人口年龄结构）的偏离程度,考察人口惯性变动有助于科学研判人口长期变动状况,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的成因与趋势,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     

人口惯性的测量方法

本文详细介绍了国际上较为成熟、可操作的人口惯性测量方法，包括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人口惯性因子计算法、人口模拟预测法、以及年龄别人口惯性因子计算法；并分析了这些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同时，首次提出利用模型生命表和模型稳定人口，探索在人口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估算人口惯性大小，为从不同层面估计、量化人口惯性提供有效、实用的工具。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中符合生育二孩政策妇女的分析,最大限度上剔除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并根据邦嘎茨(Bongaarts)提出的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建立模型,使用二元罗吉斯蒂克回归的方法来拟合,试图探索低生育水平下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现状及其之间的关系。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