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中性描写的审美标准

二十世纪初,郁达夫的《沉沦》以赤裸大胆的性描写而被认为是“淫荡的文学”,“色情的文学”。周作人以宽容的态度,从“人的文学”这一角度出发,作《沉沦》为郁达夫进行申辩。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划分文学中性描写与色情描写的两条标准：其一在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态度。凡是严肃的性描写,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反之,以淫秽为最终目的的作品,其中的性描写则是色情的描写。其二,文学作品中严肃的性描写“不但不损害而有时反而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价值”。从这两条标准出…     

菲华文学:文化承传与现实走向

文化承传是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重视中华文化的承传,是所有置身异质文化之外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维系自己独特文化身份和与世界对话的普遍特征。这一情况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使他们有可能为人口弱势(菲律宾 华侨华人仅占该国总人口的2％左右)的族群形成文化强势提供巨大的经济基础;二是面对土 著文化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菲化”政策的左右,年轻一代祖根意识的逐代稀薄,使 文化薪传成为菲华社会的普遍呼声和庄严使命;三是菲律宾历史上一系列对华侨…     

“三个代表”与社会文明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八十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而日益成长壮大的八十年,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使中华文明获得新生且蓬勃发展的八十年。值此党建八十周年之际,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深刻认识和全面理解我党的“三个代表”与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的辩证关系．面对未来正确而深入地总结历史和审视现实．对于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有力地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香港老社工的东莞实验

徐祥龄．被称为“香港外展之父”．曾获选香港首届优秀社工,获英女皇颁发的荣誉勋章,是香港社工界赫赫有名的人物。1994年,徐祥龄带着香港社工界最高荣誉的光环退休。但是．停不下来的徐老又来到广东东莞．做起了“拓荒牛”,在横沥建起东莞第一家社工平台,倾力服务包括外来工及其子女在内的群体．开始人生的另一段辉煌。     

1982年以来北京人口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1982～2010年间的人口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外来常住人口的增加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北京人口呈火山口型的分布格局虽然没有改变,但已由尖锐单峰式火山口型向较低缓多峰式火山口型分布格局转变,人口呈圈层梯度推移式辐射扩张和沿放射状干道外向发展;核心区人口逐步向外疏散,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不断集中;外来常住人口居住地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主要分布在近郊区的乡镇街道,形成围绕核心区的反“C”字形的环状分布带。城市化快速发展、多元化城市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低层次产业吸引、城市规划引导是北京人口时空演变的作用机制。     

找寻37度体温

女人,天生就是需要慰藉的动物,不承认,那是女人的虚伪。分析起来,女艺青(文艺女青年)跟N年前的女知青,倒是有几分相似。皆怀着一腔的热血,只不过一个为崇高的理想,一个则是为曲高和寡的艺术。又有那么一股子鹤立鸡群的清高,随时会因不屑村姑们大嗓门的笑闹声,而高傲地走开去,或者在瞥     

我在散场后等你

我走了那么久,才从背阴处,看到那一片温情的阳光。那年,小城里来了难得一见的木偶戏演出,是我喜欢的安徒生的《睡美人》。为吸引观众,剧院推出亲子特价票,只要有父母陪着,票一律打七折,周围的同学几乎都有父母相陪,唯独我,在用尽了软磨硬泡的办法后,依然无法说动母亲。     

养好老人的“尊严”

尊严,是一个人最值钱的东西。经历了世上的风风雨雨,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到了垂垂暮年,人更愿意有尊严地活着。我认为,对待老人,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养好老人的尊严,才能让他们生活得舒心。     

老人问题对策的新视角:老人问题与传统性别分工

老年人的孤独、贫困、疾病以及生活自理和护理等老人问题的产生与“男主外 ,女主内”这种传统性别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只有制定并实施相关法律法规 ,在职业、家庭和社会等领域全面强制推行男女平等 ,破除传统性别分工习俗及观念 ,才能有助于上述老人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与“国家再分配”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讨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而且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些特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持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