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为什么村委会或农民协会不能维护农民利益

当前学术界有人主张建立农民协会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协会来维护农民权益的主张与10多年前学术界期望通过实行村民自治来维护农民权益的主张如出一辙。我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以下展开我们的讨论。先来讨论村委会为什么没有能够维护农民权益,以至于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农民负担越减越重,村级债务越减越多,国家不得不采取税费改革的断然措施,要求乡村组织除通过财税部门征收两税两附加以外,不再…     

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进路

下一步县乡村体制改革设计,应遵循差别性、依附性、适应性、整体性、消极行政五项原则.基于上述原则,传统农业型地区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应遵循推行村治、实行乡派、建立县政、改造县政的进路,由此构建出一个整体的县政乡派村治的县乡村行政体制框架.     

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本文以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为基础,对农民分家行为与分家模式进行研究。不同于社会学和文化学对分家之“分裂”与“延续”维度的分别强调,本文将农民分家行为置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突出分家的实践内涵,认为“分合机制”统一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家庭的社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塑造了分家实践要素的配置方式,形成整合性、竞争性与协商性等分家机制,三者分别构成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主导的分家机制。分家的区域差异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关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同时也为分家研究和家庭研究的中层理论奠定初步基础。     

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与现状——以湖北省J市调查为例

当前税费改革的目的,从中央和理论界来看,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收税行为。从地方政府特别是从乡镇一级政府来看,他们希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减少当前农村收粮派款的难度,提高向农民收钱的效率。换句话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在     

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以成都市城乡统筹实验中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

成都市是全国城乡统筹建设实验区,成都市设计了以土地制度改革来带动城乡统筹、减少城乡差距的实验方案,并试图借用市场化手段来筹集城乡统筹资源.从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来看,通过城乡统筹,成都市农村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但是,本质上,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只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媒介,实现了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这种利益输送与市场化无关,而只与再分配有关.目前有理论将成都城乡统筹实践理解为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甚至成都市政府也是如此理解,但从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

现代性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阶级话语的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在当前中国农村,传统的规范已失,现代的规范未能有效建立,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将是今后农村政策设计的方向。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让学界和政策部门深感困惑。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结果表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本质上,上访制度与法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上访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上访甄别机制的存在,如果还不能废除上访制度,就需要重建上访甄别机制。     

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

在近年来对河南、山西、陕西、辽宁、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农村两大类四小型代际关系理想型,并依此解释了代际关系差异与农村其他家庭婚姻现象的相关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从代际关系是否存在强传宗接代理念和是否平衡两个角度来讨论农村代际关系.文章试图说明,农村代际关系在全国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与不同地区传统文化、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区域性特征有关,又与现代性因素冲击下不同地区农村因其内部结构的差异而导致的反应不一样有关.后者是一时间因素,时间通过空间来起作用,从而在当前中国农村造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糅合了时间与空间的代际关系性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