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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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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史上何时建立“国家预算”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中国财政史上何时建立“国家预算”陈明光一由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阅通过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国家预算》(修订本)对国家预算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和制度保证的国家财政关系,就是国家预算,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①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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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49-57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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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无论从法制形式,或是从计划的周密性来看,唐代前期的国家财政计划都堪称为我国封建财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迄今治财政史者对此似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为了抛砖引玉,笔者在《唐代前期国家预算形态述论》一文中,对当时的国家预算的法制化和周密性作了初步的分析。本文拟分析当时的预算外收支计划,以期增加人们对唐代前期国家财政计划全貌的认识,并证成开篇的结论。唐前期预算外收支的法定项目有公廨本饯、食本、职田、公廨田、驿田、常平仓、屯田和营田等,它们是经由唐中央批准,由国家统一拨付资金或土地,由各级军政部门按国家限定的范围(如地域、利率、租额等),自行经营自行收管的钱物,同时又处于国家财政计划的宏观控制之下,作为国家预算的重要补充,具有相对周密的制度化的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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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37-42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相似文献
26.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军费是五代时期最主要的财政支出,反映了五代"兴亡以兵"的时局特点.五代军费主要构成为"人马支费"、制造和购置军需品的开支,以及对中央禁军的"赐赉"等三大类.为满足军费的集中性需求,五代的统治者采取"急赋繁征",转运军粮,强制征购军粮和马匹,率括民财,接纳方镇和朝官的"助军"贡献等各种手段加以应对,给百姓造成深重的苦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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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庆典 ,在重庆市大足县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举行。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共 1 9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上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胡昭曦受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委托对大会表示祝贺。年会期间 ,首次对本会会员在第四届年会之后出版、发表的著述进行了评奖。收到申报评奖的专著、论著 35篇 (本 ) ,经专家组评荐出一二三等奖 6项 ,优秀奖 1 4项。对获省部级一等奖的《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和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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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光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2(2):59-67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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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618──755年)的国家财政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沿革,到开元天宝年间已形成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制化的计划形态。概括地说,它是建立在自耕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单一农业税的稳定计划形态,采取由中央、州(郡)、县三级行政组成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其法制化以及计划的周密性程度,堪称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这样一种相当完备的国家财政体系,由于天宝后期均田制的崩溃和自耕农经济趋于萎缩,其内部已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不过,它在外部仍维持着一座金碧辉煌的财政殿堂的构架。因此,当探究它承受不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而倾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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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唐乾元元年(758年)始割合州巴川县绶仁乡地与昌州同置。光启元年(885年)徙昌州来治,至宋末州治未再迁徙。按大足石刻的始凿年限,有文可征者是在徙昌州治大足的第七年(892)年,刺史韦君靖以北山为中心“维龙岗山建永昌寨”的同时,在寨内(今北山石窟佛湾)开凿出北方天王、千手观音等窟为始,经五代,到北宋元丰至南宋淳祐的近二百年间里达到高潮,今存的宋代石窟多在此间凿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