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为何能为生态文明提供理念基础？

<正>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共同合作才能使自身生存得以持续。环境、气候、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问题,是几百年来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是近代西方文明推动工业发展的结果。从思想文化上看,近代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的征服对象,是被人类思维范畴加以组织、可以操作的对象,强调人的知识是作用于自然之上的力量,于是人对自然施加力量成为可能。近代文明的自然观中很难建立起生态自然观的立场,现代文明不能自然生长出生态文明。     

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

《大学》并非仅仅讲博学,它是适合于成人的一个教育文献。大学之道可以说就是"大学"的教育之道。《大学》文本大致形成于战国时代,其作者很难确定。在历史上,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献与孔子、曾子、甚至子思关系很大,也有学者认为《大学》非圣人所作。《礼记》中的原文《大学》被称为古本,二程、朱熹改定的文本被称为改本,程朱对《大学》的调整与补传,在逻辑上有其道理,但也遭到后世特别是王阳明的激烈批评。对《大学》的问题意识、理论重点的理解,在历史上有所变化,从为政、诚意,到格物,再到致知,构成了《大学》理解的变化的脉络。《大学》文本的思想引起讨论和论辩最多的,还是格物。郑玄所讲的感通论,程颐朱熹的穷理论,王阳明的正心论,代表了历史上对格物观念的基本诠释。从今天来看,《大学》陈述的思想里面,最应该被突出的是它所讲的以忠恕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在我们新时代的解读里面,慎独也是一个值得强调的重点。《大学》的明德思想和"明明德"的说法是我们今天强调提倡明德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我们今天要更好地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对明德的论述,进一步阐述阐扬《大学》里面的明德说法,让它为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宋代理学概说

理学在宋代的出现与形成，一方面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魏晋以来佛教传入所带来的文化挑战有关。经过北宋学者的努力，宋代理学最终形成了一套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与话语实践。其主要特点包括：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以及主要集中于心性的工夫论。理学在南宋时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即分化为狭义的“理学”与“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讲求在物上求理；后者以陆九渊为代表，主张在心上求理。作为一种产生自中唐、确立于北宋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应被视作“亚近代”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亚近代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