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家庭与生育

在临近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发现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幅之多散漫的状态,那么在这些变化中,妇女在家庭与生育问题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希望通过国内外的一些数字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数字的背后折射地是一个心理观念、价值取向的现实问题。数字告诉我们妇女、家庭与生育问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再认识

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的一种概括。实践论和唯物论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重要标志。实践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但它并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因此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只有这样理解 ,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浅论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与措施

体现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和追求社会民主是公众参与规划的实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 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制度 ,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决策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传统管理模式 ,急需以法律的方式指导公众参与 ,并大力推进新式社区的建设 ,以求形成公众参与的切实有效的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科技日语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的研究

通过对科技日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指出培养科技日语人才要转变教学思想观念,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实行开放式教学,大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当代医患沟通的意义与技巧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证医疗服务高质量的基础,而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贯穿于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医院服务质量的特殊的人际交往过程。探讨当代医患沟通的意义与技巧,力图使医务工作者以良好的心态从事医疗事业,推动医院科学的发展。     

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制度化。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操作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涉及多视角理论依据,其主要支撑理论包括大数法则原理、社会公平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和博弈理论,其现实依据在于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导致的突出问题和提高统筹层次面临的障碍。顺利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应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