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

秦汉时期,里的形态和功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秦和西汉初期,里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统一规划、设立于城邑之中、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里民的生产、生活都要在国家设定的轨道中运行。随着土地私有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人口的增加,里不断地向四野发散,乡村社会迅速发展,里的生产管理职能淡化,里民之间因身份等级分区居住的秩序因为爵位的衰变而改变,邻里之间“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的彼此监督关系逐步地让位于互助关系,宗族血缘关系日益向基层政权的运转之中渗透,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处于弱化之中。这个过程,始于西汉,发展于东汉,是两汉社会结构变迁的标志。     

合力构建和谐的共同体

走出以往共同体的困境,重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公共性与成熟的共同体,必然要将和谐作为公共性的重要特征加以重视。人之所以在社会获得"孤立的个人"所不具备的生成优势,在于与他人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交往格局,合作与共赢只有在和谐的共同体中才能长远。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和谐的共同体需要人们的合力,人们在公共视域完善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和谐思维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总体生成,其价值远景在于确立自由人联合体,使公共性的完善成为实现个性自由的重要方式,使和谐的共同体成为人类自我完善的重要场所。     

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行政发展

行政发展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与否的重要参照系。在政治系统内,政府职能的转变构成了行政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中国行政发展的路径选择,要在准确定位政府职能的背景下,逐步推进行政管理理念的服务化、手段的信息化、过程的法制化以及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时代呼唤,使命担当——史诗《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的语境阐释与翻译倾向

在《格萨尔》的百年英译历程中,译本大都以节译、编译、创译的形式出现,科恩曼英译本独辟蹊径,采用藏英对照、以诗译诗的传统翻译方式,诗意地展现了《格萨尔》史诗的原本面貌,这是在时代呼唤之下出现的忠实于原作内容风格、展现原作精神的全译本。挖掘科恩曼英译本的结构与内容、风格与特色,分析译者的文化语境处理和翻译倾向,对于我们结合当下民族志的深厚翻译理论、表演理论,打造《格萨尔》史诗英译的理想范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范式。     

鲁迅与爱伦·坡

鲁迅是在借鉴异域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的 ,在众多的外国作家中 ,他与美国 19世纪前期的作家爱伦·坡在文学世界相遇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死亡”这一主题 ,并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但其中又体现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面向绿色制造的机床主轴加工工艺路线优化

针对机床主轴,提出面向绿色制造的工艺路线决策方法,旨在优化主轴制造工艺过程,减少能源消耗。通过对主轴各加工单元间的优先关系进行分析,建立加工工艺有向图,并对其进行分组拓扑排序和全拓扑排序,得出满足约束关系的所有可行路线,然后根据最优标准进行判断和评价,得出主轴加工的最优工艺路线。     

面向绿色制造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优化

针对面向绿色制造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建立了以完工时间最优、能量消耗和环境影响最小为目标的调度模型,并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根据模型特点,采用机器染色体和工序染色体两种编码,并对初始种群的形成机制进行改进,采用精英策略和锦标赛法进行种群选择,两种染色体分别进行交叉和变异操作。最后通过实例对改进的遗传算法进行测试,并与其他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验证了该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