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于 2004年 10月举行。会议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发掘与文献叙述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者杨义、关爱和、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刘增杰、鲁枢元、解志熙、吴秀明、孙先科、席扬、陈方竞等参与讨论的文章长短不一,见解有异,但都拒绝空疏学风,言之有物,发出了独特的学术之声。本刊特分两期揭载,以飨读者。     

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

本文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小说艺术体式——散文化抒情小说(注)作为研究对象。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准小说流派,追溯其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重点是把它看作一种边缘交叉文体,一种新的小说艺术体式——抒情——叙事性小说体式,系统分析了它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优长,然后附带考察了它的兴衰原因。全文除引言外,正文分为三大部分,计五万三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接连发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书简,重申其通过文艺美育作用实现"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可惜曲高和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初步实践了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工作至终老,正可谓求仁得仁。     

写实剧与浪漫剧的新变——抗战及40年代话剧叙论之二

从抗战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2年,是中国话剧的辉煌一纪:话剧运动持续开展,成为战时社会动员的有力手段,话剧艺术也在普及的演出中获得全面提升,话剧创作迎来了全面的繁荣.除了成就显著的历史剧外,左翼剧作家的写实剧在人性开掘和社会讽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浪漫剧则拓展为传奇的情节剧和抒情的情调剧,为在战火中坚守苦熬的观众们提供了多样的美感.     

现代作家全集文本校注中的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妥协的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色·戒》与《海的沉默》之校读

张爱玲描写沦陷区男女情的小说<色·戒>和法国作家韦科尔的抵抗名作<海的沉默>,都是以男女之爱写人性人情的文学,但因作家人生态度及审美理想的异趣.张爱玲的<色·戒>在乱世奇情中难免有借情性文饰妥协的嫌疑;而韦科尔则力求曲折地表达不屈的人性和抵抗的意志.但两者都是"人的文学",区别只在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对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当破除对它们笼统的盲目的执迷,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沈从文佚文辑补

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①来自重庆方面熟人通信中,似乎有个共通现象,即对国家前途浸透了悲观感情,对个人工作常表现一种渺茫烦忧,而对于昆明一切,却又不免歆羡神往。这种熟人有高级公务员,大学教授,办社会教育     

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

师陀在其“芦焚”时期即20世纪30—40年代的小说创作,注目于现代中国城乡“生活样式”的社会生态分析,其观照乡土中国“生活样式”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反田园诗叙事”的倾向,其解剖现代都市“生活样式”的小说,则表现出一种“反摩登叙事”的倾向。如果说,前一类作品展现了师陀抒情与叙事的杰出才华,后一类作品则凝聚了师陀深入解析人性蜕变及其心理深度的过人造诣。这些独特的成就为师陀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至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探寻文学行为的意义--基于文献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似可分为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和基于文献的校读批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当然是相关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文献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批评性推进。第一个层面乃是古典文献学的常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献学作为中外学术传统中的常规治学方法,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训诂、辨伪、考证诸方法,它们当然都可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比如搜集整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就是特别重要、急需开展的工作。大体说来,经过历代学者千百年辛勤的反复的工作,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现在已接近饱和的极限程度,很难再有重要的佚文和遗文被发现了。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才刚刚开始,还大有文章可作。这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在报刊上先行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之后,却未能及时收集出版,以致长期散佚在外,有些散佚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现代作家身后留有未曾刊布的遗文,也相当重要。过去的现代文学界对作家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是比较忽视的,直到近年这方面的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所以可开掘的空间、可补充的余地还很大。不言而喻,发掘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佚文、整理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遗文,既会使有关作家的创作成果更为完整,也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宝库的添加和丰富。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重要成果,如孙玉石和方锡德两位先生发掘出鲁迅的佚文《自言自语》,方锡德先生独立发掘出冰心的中篇小说《惆怅》,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梁实秋等作家佚文的持续发掘,还有宋以郎先生等整理出版的张爱玲遗作,旷新年、张勇、杨新宇等学者对穆时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的接力性追踪,以及裴春芳对沈从文中篇系列小说《看虹摘星录》原本的发掘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整理成果。同样的,对现代文学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考证学的研究也渐次展开。这些常规性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早就该做了而长期未做,今天开展此类研究,是按照文献研究的常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做补课工作。开展得晚,正所谓“后发优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功德无量的--比如编纂出比较完备的现代文学出版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及其他专题性的文学书目,比勘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而校理出比较完备
　　的汇校本,以至对一些事关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行为的疑难问题做出得当的考辨--这些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工作自具价值,它为读者提供了可靠可读的文本,也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文献,其意义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