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伴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传统文献学尽管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其与相关子学科均面临着深刻的冲击与挑战。古籍数字化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对学科建设、专业教师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传统目录学趋于式微,消弱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传统索引、引得编纂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数字目录学的要求;使电子校勘被充分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校勘程序;使版本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化,版本鉴定手段趋于现代化,并促使数字版本学诞生。在这种状况下,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     

灾训齐家:明清家训中的灾害教育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亦是西方学者眼中"饥荒的国度".在长期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中,古人留下了丰富的灾害记录、完备的荒政制度,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灾害教育体系.明清家训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在训教子孙行善修身、守业齐家的同时,寓灾教于家教之中,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灾害教育的功能.家训中的灾教内容,不仅对官方防灾减灾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重要补救作用,而且提高了家族子孙乃至乡约社众的灾害意识和防灾减灾素养,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积粮备灾与明代吏治

积粮是救灾的物质基础.为积粮备灾,明政府不仅将预备仓积粮达标与否与地方官的考核、黜陟结合起来,而且采取了纳粟入监、纳粮任官、纳粮免考、纳米充吏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救灾钱粮的筹集,却给明代吏治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试论明代的荒政史籍及其价值

明代是荒政史籍急剧发展的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明代史籍的一部分,更是明代荒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其一,资世致用的实用价值;其二,反映历史的史学价值;其三,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嘉靖初特大灾荒与明代地方备荒仓储体系的重构

嘉靖初的持续特大旱灾及其关联的蝗灾、瘟疫等,引发严重饥荒和多地人食人惨剧。灾荒重压之下,国家赈济杯水车薪,地方预备仓独木难支,探索地方备荒仓储新形式、补充备灾救荒新力量成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明廷一方面再度重振预备仓政,一方面推广传统义仓社仓,地方备荒仓储体系开始由一仓独大发展到多仓并举,灾荒应对从独仓难支演变为多仓同济。同时,社仓大规模拓展并与乡约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地方乡约乡治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嘉靖初特大灾荒犹如一支催化剂,促使了明中后期地方备荒仓储体系的重构,并开创了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试析明中后期政府灾害应对能力的嬗变——以正德、万历间两次水灾政府应对的比较为视角

正德十一年湖广大水和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水灾,无论是灾情还是政府应对,在明代灾荒史上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两次水灾的灾损情况、报勘程序、主赈形式、救灾措施基本相类。但正德水灾急赈迅速有力、报勘及时规范、救灾钱粮筹集较易,应对效果良好;万历水灾政府重视不够、急赈迟缓不力、救灾钱粮筹集困难,应对效果不佳。通过对两次水灾政府应对的比较可以看出,随着明中后期王朝政治的日益浑沌、财政的渐趋困窘、救荒机制的趋于僵化,政府灾害危机应对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体现在救灾责任主体缺位、救灾抚民意识淡漠、赈济能力下降、救灾效率降低等多个方面。这些虽是灾害危机应对中的问题,却是明中后期王朝衰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