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生存:情报和社会研究者

本文是迎接1979年10月召开的白宫图书馆与情报服务会议的文章之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预测牵涉到许多变项.社会科学研究个体的人和人类团体.同那些不管人类存在或不存在,而无情地回转着的天体不一样,社会的未来却依靠人类本身,人们的思想以及随之产生的行动.人类能够通过情报,学到东西,这是别的动物所办不到的.如果我们聪明地运用这种能力,那么我们不但有可能生存下去,而且还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新世界秩序纲要

新世界秩序问题几乎是和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古代学者就常常提出和探讨这一课题,包括古希腊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都有这方面的文献记载。理论贡献最大的可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哲学家创立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认识论。柏拉图幻想着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人与人关系融洽美满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见解则是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紧张,同时认识到人类知识在达到社会和谐     

细胞培养-Taqman PCR分析法——评估小隐孢子虫消毒

小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parvum)污染是对水工程的一个挑战也威胁到公众健康。在此项研究中,我们开发了一种细胞培养-定量PCR分析法来评估消毒后小隐孢子虫的活性。我们用这种方法对水工程中多种消毒法包括低压紫外光(LP-UV),臭氧,混合氧化剂(MIOX),氯气进行评估。证实该检测方法是可信和敏感的,最低能检测到一个感染卵囊。有效的卵囊消毒(灭活率>2 log10 units)是采用LP-UV(20 mJ/cm2)或2 mg臭氧/公升(10分钟)。MIOX和氯气消毒卵囊效果最差(灭活率<0.1 log10 unit)。这些结果证实了MIOX对小隐孢子虫消毒的无效性。该检测方法是对饮用水和循环水消毒系统有效的评估方法。     

现代资产阶级史学论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时力图歪曲法西斯主义现象同资本主义制度演变之间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被誉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奠基人,而且曾是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倡导者。1991年9月14日,费正清因心脏病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去世,终年84岁。作为中国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在学术上和政策上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共撰写并编辑了20—30部著作,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最早于1948年由哈佛大     

美国的科学政策

《美国的科学政策——1939到现在》一书(修订版),197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编者是四位历史学家.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一、导言:历史的概述,二、准备和战争,三、战后科学的规划(1945-1950),四、本世纪中叶(1950-1957),五、反应的年代(1957-1965),六、衰退中的体系(1965-1970).编者依据大量材料(其中包括许多美国官方文件),对美国自1939到1970年的科学体制和政策作了历史的论述.对我们研究美国的科学政策和体制的演变有一定参考价值.下面是本书主要内容的简要介绍.     

资产阶级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有偏见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问题,首先是具有社会政治性质和哲学社会学性质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于战争的起因和祸首、关于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对消灭法西斯韵贡献、关于战败的原因和胜利的根源、关于人民群众和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他们在一些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中伪造历史真相的趋势比较明显。在研究战争的个别问题时,他们通常对事实的阐述都比较详细准确。但是,在这种细节准确的背后往往也掩盖着倾向性。     

使战争成为神话:从越南到伊拉克

在美国历史上,总有一些政治领袖以国家的命运为名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例如,在越南战争年代,我们民族的良心受到了把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等同于盲目地参加与支持那场战争的质问.紧接着越南战争所带来的不适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苏醒,政策制定者们将军事选择视为一种可行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工具.     

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