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FTBD配对交易建仓改进策略及沪深港实证检验

为研究建仓策略对配对交易年收益率影响,文章构建了折回首日WM-FTBD策略,结合GGR和Herlemont策略,在沪深港证券市场交易,运用三种检验方法,从理论和实证得出,FTBD策略成功率和年收益率都更高,同时发现深市年收益率呈离散、尖峰和正偏性,三种方法年收益率深圳最大,上海次之,香港最小且三者差异明显。结果表明,有效建仓策略可总体改进收益,但也承担更多风险,价差动量效应和均值回复效应有助于解释价差变化和收益率差异,配对交易在成熟有效市场不一定适合,但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广阔的前景。     

基于非线性扰动时间连续奇异系统特征的在线竞拍出价几率变化问题研究

一个典型的竞拍过程,竞拍品的价位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上升,竞买者由自身的实力及受其他竞买者出价的影响变动着出价心理,产生出新的出价可能性.我们通过使用带有非线性扰动的时间连续奇异系统,来模拟、分析竞拍过程出价心理影响下的出价几率变化的全过程.从对模拟的过程分析可以看出,带有非线性扰动的时间连续奇异系统能够在总体上体现完整的竞价过程,模型揭示了其中的变化规律.如果在某一时刻,当价位达到一定程度时所有出价者的出价可能性都达到零,并保持之,拍卖就结束.本研究给出的模拟分析方法,对包括电子商务网上竞拍在内的拍卖行为的规律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面向流程的MRPⅡ与ISO9000结合模式

首先从管理理念的相似性、管理职能的互补性和实施的关联性角度说明MRPII与ISO9000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后提出了以流程为结合点的结合模式,并在MRPII与ISO9000的几个主要流程及其特点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MRPII与ISO9000结合的框架.     

证券脆弱性成因的博弈模型

投资者偏好与政策是形成证券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建立了证券市场投资者偏好与政策博弈模型,通过对投资者偏好和政策策略的博弈分析,推导出高风险方程和低风险方程,也就是投资者偏好与政策博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博弈结果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     

内生溢出效应、技术能力与企业技术联盟方式选择

溢出效应是影响企业技术联盟稳定运行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企业技术联盟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能力是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技术能力的内生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状况。通过A-J模型的拓展,对技术能力的互补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内生溢出效应对技术联盟运作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技术能力决定着溢出效应,决定着企业参加技术联盟的创新结果,当企业具有同质的技术能力时,成本共享型联盟方式显得更有效率;当企业的技术能力较高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技术共享联盟;当企业的技术能力比较低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成本共享型联盟。     

江西明代词人用韵研究

明代江西词人用韵大体可以分为14个韵部。阴声韵7部,阳声韵6部,入声独立为1部。词作主要反映明代官话语音,同时有方音流露。其中有的用韵特点反映了江西赣方言的内部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选取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整体特征及演变趋势,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营商环境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办企业、办理破产、获得电力供应和跨境贸易等有关政府经济规制程序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其他细分指标如建筑审批时间、获得贷款、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财产注册甚至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总体上,沿线国家应当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根据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的要求逐步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资源和精神根基,它决定着新建文化的理论品性和民族特色,也有利于新建文化的民族认同;文化主导性是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它体现着文化的时代内涵和现代性发展要求,是对人们现实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导性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并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进行诠释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