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的,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防止传统执政资源的流失,更要注意新生资源的开拓,在执政资源的再生与开拓中,不断增强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论行政哲学的基本功能

本文以对行政哲学的新认识为基础,认为行政哲学的基本功能是对行政实践、行政理论的批判和创新;作为行政哲学基本功能的批判与创新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哲学批判为行政实践及行政理论的创新提供基础与契机,行政实践及行政理论的创新又成为哲学批判检讨和反思的对象。因此,行政哲学对行政实践、行政理论具有批判和创新功能。     

论"三个代表"的基本思想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关联性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及其"三个代表"的基本思想都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着横向的关联性,在历史、现实和未来时间纬度上存在着纵向的关联性.其中,尤其是"三个代表"的基本思想更着眼于未来,是一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交代和理论规范,因而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建党学说发展到了崭新的江泽民阶段.     

现代民主发展的新趋向——评张扬金博士的《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

民主理论源于民主实践。民主理论既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当今政治学界有关政治民主化理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协商民主是西方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激烈变动的产物,主张通过政治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互动,能有效弥补选举民主或代议民主在多元化价值前提下难以达成一致的事实,从而为加强公民和团体与政府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消除社会分歧,推进政治共识,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提供基础。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和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提出及其实际依据。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显现出若干个阶段来。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划分,依据什么来划分这些阶段,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起先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然后又有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论述,尔后,恩格斯晚年不再提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划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社会将是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辩证观点。列宁也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乔耀章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主题与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主题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再认识①，以利于我们纠正在...     

论科学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不仅存在着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是否科学地坚持的问题。我们认为,科学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体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过程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及其相互关系,科学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增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中国国情是政府创新的历史性前提与基础。政府创新是中国国情发展规律使然 ,具有“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政府创新应该是一种“综合创新”。要使这种综合创新成为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或有赖于“政府自觉”及其向度     

村民自治再定位

村民自治与法制规范关于村民自治,先后已有三个法律文件,一是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１１１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二是１９８７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三是１９９８年修定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三个法律文件都是围绕村民自治的组织展开的,而不是从村民自治本身展开的。实践证明,只有村委会组织法还不足以规范村民自治。正如白钢先生在《中国国情国力》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撰文指出的,未修改的《村民自治组织法（试行）》主要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村民自治的定位不完整,不明确。我也赞同这一意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