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反思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研究有两种理论取向：一是国家“试错”策略理论;二是地方竞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并不存在内在冲突,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深深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之中。国家策略导致地方竞争,地方竞争形塑国家策略,地方法治的逻辑就是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反思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原理,发现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法治演变为地方应对中央的权宜之计,使地方法治建设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使地方法治建设被悬置,难以落地生根。在未来的地方法治发展中,国家或许仍然会采取试错策略,但地方法治应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前提,依法试错。同时,应引导地方法治竞争从应对中央转向回归社会,并将此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动力基础和建构逻辑。     

马克思对现代人权理论的贡献——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

作为马克思走向成熟时期的论著,《论犹太人问题》一直被视为其集中论述人权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之成果的政治解放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政治解放本身存在着局限性,此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作为政治解放的成果,人权也因为受制于政治解放本身的局限而体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人权击碎封建等级的枷锁而还个体以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人权使个体囿于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损害着政治国家的完整性.回到历史的视域则会发现,马克思对于人权的分析不仅指出了人权在当下的必然,也揭示了当下人权所内含的局限性.     

当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完善

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要素的结构性矛盾、社会运行要件的功能性矛盾及社会运行机制的失调性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对法律制度存在的制度缺陷加以深入的考察,充分汲取传统中国调处社会矛盾的宝贵法律文化资源,并借鉴人类历史上及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相互协调、多管齐下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包括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其中,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处于中心地位.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法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关键在于加强法律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司法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公共卫生权利保障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公共卫生权利作为一项基础性法律权利，其生成机理遵循着法律权利生成的基本规律：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卫生治理开启了新征程。不断完善的立法、不断积累的法律实践和应对经验，成为公共卫生权利生成的基础要素。回顾公共卫生权利的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的历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权利协同保障理念不仅是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良药，更是我国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的最佳路径。展望未来，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治理，建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亟须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