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儒家伦理理论的类型学分析

儒家伦理理论的类型学分析任剑涛本文运用类型学（ｔｙｐｏｌｏｇｙ）的方法，分析儒家伦理理论的结构与功能。尝试说明，儒家伦理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由于它要受两方面条件的制约，即受制于它既有的类型学规定性，又受制于它在类型上能否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     

地方性知识及其全球性扩展——文化对话中的强势弱势关系与平等问题

文化对话是在文化发展的既定格局中展开的。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导致文化对话的强势弱势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全球性知识———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与领导性的全球性知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对话状态,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改变、人类长期的努力。惟有如此,建立在文化间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全球性知识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向德性伦理回归——解读“化理论为德性”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有理论大追求的:其理论建构的目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形成一可以证性命与天道智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蕴的展开,则以性与天道的论述为主轴.以“代理论为方法,代理论为德性”为双翼,以认识论和价值论为问题的诠释核心为出发点,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做出系统筹划.因此,“智慧说三篇”有双重的预期指向:一方面、以“化理论为方法”的渐次推开.形成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以“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铺述.阐释哲学着力于人的行为确当性的实践原则.就此而言,冯契理论的构造归结于在认知确当的基础上.达到行为确当.这是他特别强调实践原则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冯契理论中.“化理论为德性”比“化理论为方法”既占更重要的地位.也更富有指导人生行为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之放到伦理学大思路的世界性转换背景中.与放置到当代中国伦理抉择的问题框架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该文主要探讨了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针对近来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两类质疑,文章明确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本身具有正当性依据,并在分析反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看法的基础上,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智的辩护,进而提出应该给予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以合理的定位,这种合理定位依赖于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的具备.     

魏玛亡国的教训

读魏玛,常常使人啼嘘不已: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共和国,就是不能顺利地替代德意志帝国,有效地建立起优良的民主社会秩序,并依据这一基础来阻止纳粹的兴起呢?为什么不出14年,它就退出历     

在伦理与政治之间──儒家忠诚伦理的分析

在伦理与政治之间──儒家忠诚伦理的分析任剑涛＂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一语，道出了忠诚伦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为贯通了儒家伦理主张和政治要求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造就了以伦理干预政治的思维定势...     

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伦理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伦理建构的双维度思索

伦理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伦理建构的双维度思索任剑涛当市场经济把个人道德操守与其所获利益回报的矛盾问题,以及把公共领域的道德约定与公共秩序的有否保证相联系的问题突出出来以后,社会运作便把伦理学推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位置。伦理学必须处理初入市场经济的国人...     

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

政治思想家们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理论致思可以收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实际拄制效果。对 期望以理想指导现实的政治思想家而言,重要的是将理想一贯到底,使之能够主导社会政治生活,理想 也就有可能兑现为现实。对于就现实论现实的政治思想家来讲,当然就务必构想或设计一套有效的控 制方案,使各种必须加以约束的人与事可以严密地控制起来,使之收到保护杜会“秩序”的效果。前者正 可以说是早期儒家必然行走的道路,后者则是法家所采取的大致思路。事实上,在上述政治统治类型的 区分之外,儒法的设计在真实的政治运作中只能互补而为,这是由人的思想与行为互动的规定性所决定 的,但在理论建构的范围内,德性主导便具有排斥政治强控的要求,因为强控是与德性背逆的。因而,早 期儒家确立起伦理主导政治,以政治来实践伦理规范的大思路之后,他们也就势必要将伦理准则深入到 社会各个领域,从中树立伦理的至上权威性,以期达到伦理本身的“自我实现”。这也是早期儒家的理 论,所注定的一种理论趋向。可以说,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落实到政治的操作领域,便必然成为一 个以伦理规范来统率政治操作的直贯系统：唯伦理成为其政治精神,由此导致唯政治化局面,两者是合 二而一的。而伦理规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