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来源、生成与限制

从政治视角看,权力并不自然而然具有权威。分析权力与权威的描述关系和规范关系,可以确认权威乃是被认同的权力。因此,权力与权威并不是包含的关系。具有权威的权力必须捍卫集群成员的自由,即便其内含强制性,宗旨也必须是为了维护成员的自由。权威与权威主义的旨趣迥异,不能混淆,即使是新权威主义的论说,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具有权威的权力,有着限制易变性、维持稳定性的双重特点。以现代立宪民主政治的严格限权而塑造的权威,方是足以维持稳定的权威,也才是值得人们期待的权威形式。     

举国体制、超大型项目与国家的均衡治理

中国的国家治理到现在主要还是举国体制,大家都知道举国体制是革命时代的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一种体制作为比较政治经济体制来讲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国家治理的重点是在国家政治建构任务告一段落情况下,主要是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头动员国家的基本力量来进行国家治理,     

轨制的形成:孔子的经典解释进路

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的创始人,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和东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是因为他在仁学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孔子这一重要贡献的认识,需要深入到孔子的经典解释中具体分析。孔子是在六经的琢磨中,凸显个体心性修养(仁)与社会政治秩序(礼)的相关性理念的。正是在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结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两个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孔子才立定了儒家以解释经典、建构伦理政治思想的基本轨制,从而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并给予后起儒家以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面对元典与面向道德政治生活,是孔子足以范导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厚理由所在。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超越经学,回归子学: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

儒学现代发展落定在经学形态的两个理由,一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权威性,二是经学曾经发挥的政治整合作用。这两个理由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内在限制:它符合经学的历史真实,但它与儒学的现实处境相左。子学更有利于儒家的现代发展。从儒学的创制与传承上看,正是相与诘难的诸子学,给予原始儒学以巨大的思想活力;从儒学渐趋衰颓的史实看,正是儒学耽于权力的利用,明显丧失了思想活力与理论创造力。处于多元的现代社会,儒学必须与权力相疏离,与经学偏好保持距离,坚持子学进路,激发思想创造。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的思想市场中占据前沿位置,具备融汇各家理念的超级思想能力,并且为中国的现代转轨提供精神动力,引导现代中国人的健康生活。     

“新天下主义”纵论(笔谈)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之天下情怀的讨论,新见迭出,方兴未艾。那么,展开对于天下文明的讨论,其意义究竟何在?当下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和分析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正踯躅彷徨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此时此刻,适值中华文明再出发的前夜。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能够理性地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足可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在文明论意义上,中华民族,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通过对中华文明之家国天下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是否会有化解文明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超越了现代性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在新天下主义中充当何种角色?概言之,天下情怀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赵汀阳、任剑涛、许章润与关凯诸先生,围绕新天下主义予以深入研讨。通过此组专题笔谈,相信会对天下文明的研究有新的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