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对奚族的征服及其统治方略

契丹部落的崛起,肇始于鲜质可汗在位的9世纪中叶。契丹部落对奚族的征服活动,则始于9世纪末期。鲜质可汗的继承者耶澜可汗在位时期,奚族分裂为山北奚(即西部奚)和从属于契丹部落的奚族战俘(即辽太祖组建的奚迭剌迭达部)。至辽太祖时期,乌马山奚与奚族本部分离。辽朝初期,以保留奚族原有统治方式的基本形式,实现了契丹贵族集团与奚族贵族阶层的政治联合。辽朝中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奚族原有的一切贵族特权遭到剥夺,奚族大王府也正式成为辽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

契丹故俗尚简 ,是辽朝太祖太宗时期的历史实际 ,但故俗尚简的历史内涵 ,则是标示了契丹社会刚刚由氏族大家族家庭形态过渡到独立的个体家庭形态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历史作为也留下了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深刻烙印 ,从而成为诠释和把握辽朝初期史实的重要线索     

浅析“不韦钓奇”——兼论吕不韦对秦国的历史贡献

综观古今史家对秦代重要历史人物吕不韦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二种:一即“不韦钓奇”说(即现在所说吕不韦政治投机的观点),是论最早发自古人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仍为史界一主要观点;另一种即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吕不韦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地主阶级改治家”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提法,前者认为吕不韦之入秦,严重地干扰了统一的局面,徒害无利;后者则据史论证,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地肯定了吕不韦在秦国大统一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成就。笔者认为,后说是基本正确的,     

苏赫先生对赤峰学术界的贡献

苏赫先生曾对赤峰地区的早期青铜文明和青铜器物属性问题、契丹文字等进行研究 ;对《辽史》等古籍所未记载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疏理 ;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影响深远 ;他曾先后主持调查辽代京都和州城遗址 ,并相继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勘察报告 ;多年来 ,他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 ,为赤峰地区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契丹国家的房帐宫卫制度

契丹人的房帐制度，是在其部落组织结构仍然保留的前提下，为适应封建政权集权政治的需要而设置与推行起来的，它具有很大的宗法约束力，体现着氏族等级的作用．它作为一项制度，是与游牧民族具体的生活状况、文化发展形态密不可分的；同样地，在“各有地分”的私有形态下出现的“宫分”习俗，被改革成辽代的“宫卫”制度，以后又经过景、圣二朝的发展，终于使辽代的诸宫卫日渐走向典型的封建化庄园经济的轨道．而房帐与宫卫制度，又是相辅相成的．     

红山诸文化论著检索

本索引所收资料以国内发表的为主,兼收港台和国外的有关资料。每类资料以发表或出版的时间为序排列。     

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二制”——兼谈其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国二制”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表现,它形象地概括了契丹国家早期的历史形态;但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以这种“分治”的现象来论定契丹辽朝的国家体制为多元化形态;本文结合对辽代人口生活方式、文化接收系统等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对“一国二制”这一形式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发展特征,从而认为,南北政治体制的兼容并蓄、杂揉发展,是契丹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特色。     

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发展状态——以世里氏家族研究为中心

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直接奠定了10世纪初期契丹封建专制政权确立的历史基础。契丹社会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各级部落管理职务的"世选"方式,标志着部落贵族家庭享有政治特权的基本形态,它既是遥辇氏汗国时期的主要制度,也为辽朝初期客观存在的官吏世选方式(即"世官"家庭)奠定了基础。契丹人的"世选"制度,与遥辇氏汗国时期所形成的贵族家庭的统治方式相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些相应的统治策略,比如"帐制"的规定就是如此。因此,关于阿保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之前契丹社会的具体发展面貌,也完全能够从部落贵族家庭的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找到比较具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