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参照到内生血肉——百年新诗视野中的歌谣资源

歌谣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在新诗百年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从早期新诗对歌谣的简单仿写,到1950年代中期新诗对歌谣的征用,再到当下诗歌写作对歌谣的内化处理,歌谣和新诗的关系得到不同角度的呈现.     

论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建立

在初步建立起外部空间的合法性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非诗"罪名的指责,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寻求就显得十分迫切。早期新诗的探索者们主要从诗歌翻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去建立美学合法性,为"新诗"艺术的长久、持续发展谋求一个开阔的发展空间。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最早的中学新诗教材

作为传播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五四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思潮的强烈冲击。早在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就有读者致信《新青年》编者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学运动与教科书的关系问题。一位读者不满于“今日学国文者,多取前人所作文字为读本”的现状,认为应该改革教科书,并建议陈独秀等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们,“最好商诸群益或他书局,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刻选自古至今之文字,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但须确有可取,即采入书中,以资雒诵。(私意此事对于后来学者颇觉重要)。”而另一位读者更把教科书的编纂作为新文…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论早期新诗的“弑父”情结

与"旧诗"所代表的传统决裂,是早期"新诗"争取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策略."新诗"提倡者通过对"弑父"情结的刻意渲染,从存在的合法性上根本否定"旧诗","新诗"的提倡者反对"旧诗"的态度几乎是无条件的一致等途径,彻底清除"旧诗"各方面的影响,从而使"新诗"顺利地获得话语主导权.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抒情姿态的变化——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

现代汉诗与民生问题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诗人在抒写民生主题时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抒情姿态,因而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效果。直到晚近的诗歌,由于诗人调整了自身的姿态,变高高在上的俯视为一种切身介入,民生主题的表现得到有力的提升,从而丰富了现代汉诗的艺术探索。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