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人权的四个理论视角

与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劳动作为社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的终极来源。劳动创造人,因而劳动是人的本质。跟人的发展一样,劳动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劳动的历史发展恰恰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关系的发展,标志着人的解放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人在最初的劳动中受到自然力的残酷摧残,之后又有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和自我盲目力量的束缚,这使得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逐渐摆脱某些奴役而将劳动变成一种以谋生关系为主要特点的过程。当人类消灭了主要的奴役劳动,并超越了谋生劳动之后,体面劳动的实现和为自由劳动做准备,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所以,劳动人权理论将人与劳动关系看成发展性的历史关系。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人类价值贡献,因为它阐明了尊重劳动的基本法则,为实现劳动幸福指明了现实路径。     

山西省农业产学研合作主要载体及政府作用机制探微

农业产学研合作,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推动作用。山西省委省政府及农业相关职能部门历来重视农业产学研合作,通过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行＂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园）规划建设、产业提升工程建设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出农业产学研合作的五种主要载体与形式。结合山西农业产学研合作实际,政府应从决策、协调、导向、监督、保障等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从设立三个合作管理机构、出台合作法规政策、制定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设立合作基金、建立信息共享网络等五个角度形成农业产学研合作的保障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内涵、特征及基本规律探析

从动态变化的视角研究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必须树立开放的大农业职业教育观。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区域差异性、收益速效性、办学多样性、先导辐射性等特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必须紧扣“三农”问题,坚持农村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双开发,用系统工程原理发挥教育资源和整体效应,遵循“适需、适度、适用”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扶弱抑强:毛泽东的治国理念

扶弱抑强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治国理念.这种独特的治国理念表现在诸多方面.在政治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制度.在文化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打破知识垄断,塑造工农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在外交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始终不渝地对弱国穷国给予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毛泽东扶弱抑强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给后来的政策制定者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     

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大学生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不当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是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大学生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精神的四个层次及其辩证关系

劳动精神指的是以因劳称义为原则对人的劳动的属人性的精神追求。从劳动幸福的角度理解劳动精神,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幸福精神,它的目的在于使人通过劳动超越动物性的存在而获得人的存在,使人以人的样式出场,获得人的主体性。劳动精神有四个层次,分别是普遍的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这四个层次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它们在层次、主体、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异,但是相互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每一个层次都在前一个层次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因此,要立足于四个层次之间的内在区别和关联来考虑劳动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1958年初,毛泽东公开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造势。但彭德怀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坚持不跟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给个人崇拜泼了冷水。毛彭冲突由此引发。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直接导致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对“个体主义”的扬弃

西方近代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个体主义,立足于人权的基址张扬了个性自由,这在人类近代史上是很大的进步。但个体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含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个体主义遭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批判。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并没有击中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空想社会主义者未能对合理的个体主义与极端的个体主义—利己主义加以客观的、历史的区分,而是将二者混为一谈,加以全盘否定,从而使自己置身于新生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对立面,失去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虽然空想社会主义看到了个体主义的局限性,但没有很好地“扬弃”个体主义的合理内核。于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就对个体主义的实质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并将个体主义的合理内核加以了全面吸收,提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对个体主义的超越,也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三大心结

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三大心结: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独立王国"心结.国家安全心结促使他及早开始培养和锻炼接班人,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并且反对"秀才"接班."赫鲁晓夫"心结使他始终担心接班人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成为修正主义者."独立王国"心结使他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最终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权力斗争.在研究毛泽东接班人问题时,这三大心结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