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论

唐才常(1867—1900)是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领袖人物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多限于戊戍以后与自立军事件有关的活动。本文则试图对唐才常的生平,思想及历史地位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思想的"近代性"与社会的"近代化"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中华文化结构论

中华文化结构论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一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文化”如同任何进入人们视野的研究对象一样，从其内部逻辑关系方面，是可分的。认识这种可分性，是文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剖析眼光和操作意识。换言之，对文化结构的解剖，是宏观文化研究的首...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与时代文化观

进入20世纪,以亘古未有的中西古今文化交汇为背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古特征的传统史学走向式微,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新史学勃然而兴。在这一划时代的学术嬗变中,王国维以其广博奥衍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史学方法论,更深刻启迪了20世纪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新史家。 在王国维数百万言的著述之林中,少有专论史学方法的篇章,但他对此问题,始终怀有高度的自觉。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他说:“夫学问品类不一,而其方法则一。”在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态度”、“思想”不可混淆,“民主”、“科学”互为前提——关于“五四”精神的再思考

"五四""意图伦理"的误区,是将"态度"与"思想"混为一谈。反对传统的"新思想"与维护传统的"旧思想"之间,蕴涵着丰富的辩证内容和复杂的价值基准,不可一边倒。"五四"的敌人是"成见"和"不思想"。民主与科学,不仅仅是两个并列的主题,其内在逻辑关联也是"五四"精神的本质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民主观和民主的科学观的建立,是"五四"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而将科学的民主观和民主的科学观统一起来的真正价值基准,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平议

16世纪以后 ,源于西欧、南欧及北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扩张 ,在世界各地激起了普遍的、激烈的文化反响。保守主义便是在这一过程中 ,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伴生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派别。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相对应 ,文化保守主义的萌生和成长 ,也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的文化现象。如何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认识这一文化现象 ,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一、原生内发性现代化国家、民族文化的扩张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必然产生的主动刺激因素　　世界各国、各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方式、进程各不相同 ,但从发生形态上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即“自我…     

张之洞政治风格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政治业绩,论著颇丰。但是他的政治风格,却鲜有论及。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于史。有人曾问张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浅论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是“二十年刎颈交”,同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浏阳双杰”。过去,人们对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唐则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变法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些初步探讨。 一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迅速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更加严重的新阶段。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中国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的危险从“渐露机芽”发展到“迫在眉睫”。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十九世纪60—80年代还处于思想伏流状态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代表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小批爱国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唐才常是他们中的姣姣者。《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唐才常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和约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窃恐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武汉近代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华中、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历史前提下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 武汉在开埠之前,虽然是九省通衢,商贾辐辏,但囿于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商品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尚未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汉口开辟为商埠,敲开了由武汉通向内地各省的大门。到一八六一年,西方列强势力便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