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并购反垄断审查中的效率因素分析

横向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就是反垄断当局对并购的经济效应和对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并将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效应与反竞争效应进行权衡比较;分析横向并购的效率因素是反垄断审查的重要内容。横向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主要包括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三种类型。     

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选择研究

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既体现了反垄断当局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将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产生不同影响。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常用的是社会总福利标准和消费者福利标准,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对并购可能产生效率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在社会总福利标准下,并购企业可以通过效率抗辩使具有社会合意性的并购获得批准。现阶段,中国并购反垄断控制政策宜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同时也应在反垄断当局的目标函数中赋予消费者福利一个较大的权重,以保护消费者利益。     

基于模块化网络组织的柔性战略研究

柔性战略是指组织为了应对环境动荡性,主动适应变化、利用变化和制造变化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而采取的一组可选择的行动规则及相应方案,是组织柔性、管理柔性、生产柔性、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和文化柔性的有效集成。模块化网络组织中柔性战略实施过程包括环境扫描和机会识别、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估、战略形成与实施、战略控制、战略调整与转换、战略创新以及战略评价等六个阶段。模块化网络组织通过实施柔性战略,能够将组织内各种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变化,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对组织内部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推进技术创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进而增强组织核心竞争能力、获取市场竞争优势。     

讲好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黄河故事”

<正>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流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讲好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黄河故事”,可以为世界大江大河的保护治理树立重要标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关于Lau集的性质

本文给出了Lau集Ω(C)的一个特征,由此我们证明了当C相对弱紧时,Lau集是G_8型集,另外,我们证明了在非自反或非Kadec空间中存在有界闭集C使得Ω(C)-D(C)非空.     

基于模块化网络组织的知识流动研究

模块化网络组织是新经济时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它为知识流动提供了网络平台,同时它的组织特性又有利于促进知识流动和整合.知识流动能够提升模块化分工水平,推动网络组织升级和技术创新,化解模块化风险,从而增强模块化网络组织的竞争优势.本文引入企业知识理论,分析了模块化网络组织与知识流动的耦合机制以及模块化网络组织环境下知识流动的动态过程、动力机制和主要模式.     

中国制造业隐含碳分布及绩效评价——兼论“供给侧改革”的绿色理念

制造业低碳化发展日益成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利用分行业分年份碳强度计算方式,引入加工贸易产品、细分能源测算等方法精确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0年6个重要年份制造业的隐含碳整体排放及贸易排放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化学工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排放最多,分别为9亿吨、7.9亿吨、7.4亿吨;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行业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0年排放最多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为0.15亿吨、0.10亿吨和0.02亿吨;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密集度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为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低碳化发展,应倾向于支持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隐含碳排放密集度低的产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     

欧美并购规制政策中效率条款的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欧美是较早制定和实施并购规制政策的国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和多次修改完善,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企业并购法律规制体系.从欧美近百年并购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效率作为并购竞争效果评估的肯定性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并购规制政策中效率条款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只要并购带来的效率能够强化并购企业采取有利于竞争和有益于消费者的行动能力和动力,从而抵消并购可能给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垄断当局就不会宣布并购与有效竞争不相容.中国是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并购规制政策中需要考虑效率因素,经营者集中竞争评估指南中也应设立效率条款,以体现并购规制政策的价值取向,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下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原则、基准与约束条件

如何选择区域主导产业,理论界和实业界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以主导产业理论为依据,从主导产业选择的基本原则、选择基准和约束条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转型实践中遭到的挫折和"北京共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