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何处突破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在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西方政治学的最新趋势—新机构主义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产生、八十年代形成的“新机构主义”,是美国政治科学经历了所谓“政治行为主义时代”、“后政治行为主义时代”以后所崛起的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新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詹姆士·马奇教授和伯根大学的约翰·奥尔逊教授,他们两人合写的长篇论文《新机构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被西方的一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啻是一场革命。市场经济新体制对我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影响将是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事实上,这样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正在悄然出现,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理论框架中引入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概念已显得很有必要。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政治文化论要

政治文化分析是当代政治分析乃至社会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有效地运用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就是要对政治文化本身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本文试图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内容、形成、类型、特征及其作用作一提纲挈领的考察。 自从美国政治科学家加布里尔·阿尔蒙德在五十年前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率先使用“政治文化”后,这一概念迅速为政治学家普遍接受,尔后,政治文化研究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内容之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统政治学相比,当代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政治分析的基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会进而提出人的政治行为及政治过程和政治模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政治     

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以及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历史,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现实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科学,中国政治学已经从"伪科学"发展成为一门拥有独特的概念、方法、公理和逻辑的独立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政治发展规律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一种职业,中国政治学已经拥有一支数量不小的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作为一种事业,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对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瞻望未来,中国政治学将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

基本格局:社会主义政治主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亚文化的复合并存。主要特征:领导阶层与群众阶层在政治文化上的基本一致性,各职业阶层之间政治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性,从非社会主义向杜会主义政治文化上的过渡性。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发展,它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并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７０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正义,８０年代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在９０年代,正义和社群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范式上都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本文集中考察了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包括权利观、公益观和国家观。限于篇幅,对于社群主义政治观的理论前提伦理观和哲学观略而未论     

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

政府创新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要有效地推进政府创新,必须处理好四重关系,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的关系,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