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背后的体制溯源——以文化惠民工程为中心的调查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所导致的公共投入绩效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痼疾。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全国21省282个行政村对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的调查发现,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在促进农村文化普及和居民基本文化权利保障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别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随着社会的高级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也显现出明显的供给低效和供需错位,文化惠民工程作为一种政策模式出现了体制改革的结构性滞后。究其根源,以文化动员为基础的文化行业体制凭借其单向性和格式化的安排,实行标准化配置供给的模式,业已不适应由数字信息技术培育起来的个性化、多样化、分散化的居民文化需求。根据斯科特关于导致国家项目失败的四要素理论来看,文化惠民工程是政府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极端简单化设计",作为文化行业体制的功能结构,在计划体制时期还能够借助于权威政府的科层结构和强力行政安排发挥其基层文化动员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断赋予居民的消费选择权,国家主导的格式化供给模式会导致结构性失效,当前文化惠民工程进入到全面改革的关口。     

《瀛环志略》——一部民族“自强”的启蒙书

在近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徐继畲及其著作《瀛环志略》(以下简称《志略》)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学人论《志略》,高度赞扬其世界知识的准确性与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笔者观看《志略》,更服膺那溢于字里行间的“自强”意识。自强,这是徐继畲的呐喊,也是《志略》一书的主题。     

试论艺术表演团体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

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核心在于体制调整，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主要表现为一种“关系”的结构化和秩序化，因此，艺术表演团体与政府，艺术表演团体与社会，艺术表演团体与演职员工之间的三大关系构成表演团体体制的基本框架。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湖北支柱产业的政策与路径研究

＂十一五＂以来,湖北省文化产业总体实力和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逐步显示出成为支柱性产业的潜力。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文化产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然而,湖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总体规模不大、产业竞争力不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湖北支柱性产业的政策与路径主要有：借助非均衡发展策略,优化文化发展空间布局、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形成文化产业增长极、积极培植新型业态,着力培育新兴文化市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等等。     

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力量参与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湖北省的农村文化调查

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正经历一个由"送文化"模式向"种文化"模式转折的时期,而要实现这一模式的顺利转型,吸引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以建立起国有文化单位与民间文化组织的契约竞争关系至关重要.为此,国家需要实现从政策思路到管理技术方案的全面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传统文化事业体制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变迁.     

国家文化体制的历史来源——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模式的结构化和制度化(1927-1949)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即高度重视对社会的文化动员,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从1927年开始,面对苏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种政权性质、两种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工作策略: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策略;在国统区,实行文化领导权的渗透策略。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体制逐步成型,并在1949年后随着"以党建国"向"以党治国"转型的历史性进程自然过渡为国家文化体制。这种意识形态领导与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系统相结合、具有战时文化动员功能的文化体制成为当下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支柱产业的可行性及类型选择

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孕育了文化产业的初期成长,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又不断反哺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支点和城市的产业支柱.而作为支柱产业的文化产业的内部行业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同步发展的,需要选择某一文化产业行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     

关于网络游戏"双面性"的解读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的发展,网络游戏的"双面性"日益凸现。从创造物质财富的角度看,网络游戏是一位"功臣";但是,如果从其目前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来看,网络游戏又是一位"罪人"。对此,政府必须始终保持理性,引导网络游戏向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行业差异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现途径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离不开改革发展战略的支持。文化行业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文化行业特征的集中反映。从行业实际出发,从行业特点出发,是制定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战略的逻辑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