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发展挑战传统领导意识

中国农村的政治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农村中乡村权势阶层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怎样在更深层次上认识高层政府对农村的领导? 怎样提高农民在乡村社会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对话能力? ……党国英先生的文章对以上诸多问题提供了一家之言,也许有助于读者对当前“农民舆论领袖”、“民选领袖”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状况做出理性的判断。     

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方法

使用1992—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对中国的工资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还较低,说明中国工资机制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控制变量中,利润率和通货膨胀也对工资有正向效应;另外,东、中、西不同地区的工资形成机制存在一定差异。     

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本文讨论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关于方法,作者指出,好的方法不一定产生好的研究结论,原因出在观察的角度。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但这种方法要应用于合适的对象。关于研究内容,作者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本质上是权利的变革。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城乡居民之间平等的社会权利的确立,以及农村居民民主政治权利的确立,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     

成就专家治国

全世界都流行专家治国。美国有格林斯潘领着美联储掌控美国经济,被人说成美国发生了“四权分立”;原苏联也有过专家治国,干得不很好,但原因在政治。从近两代中国高层财经团队来看,中国的治国主体已经是专家队伍,特别是经济专家队伍。人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成绩,同时也期待着新一代经济领导班底会有更出色的作为。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的破解路径——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权力体系。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有根本分歧。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说中国自古代(如秦朝以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自由的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等。[1]而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历史“史实”,常常被用来支持中国古代乡村存在自由经济的论点。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与欧洲历史相比,中国经济的要素流动的确要自由得多,但这种自由是由民间流向政府(官员)及其附庸的自由。一个朝代的灭亡,要素被重新分配,民间的要素增加了…     

发展私营经济需要公正

从调查中发现,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的政府为发展私营经济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动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兼职领办私营企业,做老板。据说那些地区的官员们苦于自己在私营经济的发展中落后于温     

新时代为农村青年拓展自由发展空间

自由创造财富。新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农村改革拓展了农民的自由选择空间,促进了农村财富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农村青年既是勇敢的弄潮儿,又是最大的受惠者——这是我多年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体会。     

依靠农民落实农民增收政策

农民增收已经成了一个政治话题。事实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靠政策的小调整已经很难奏效,必须有根本思路的转变和根本政策的调整。     

乡村政治发展挑战传统领导意识

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现代化程度羁制着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程。21世纪,东方大国的所有宏伟蓝图都将一一落实于一个最为庞大而不引人注目的群体——农民身上。英格尔斯指出:“我们之所以在研究国家现代化时,把人的现代化考虑进去,正是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现代化进程最终取决于九亿农民的现代化程度。“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部内涵。不过,当我们非常轻松地念叨着伟人的只言片语时,不意味着农民的命运真正进入我们的思维视野。精英阶层,包括各级领导,从深宅大院中走出,到田野中去,到农民中去,想农民之所想,思农民之所思,教育才不致蹈空。只有尊重,才能有所发现。     

根除秘书特权现象要深化政治改革

<正>近段时间,不少地方发通知,取消一定级别以下官员的专职秘书。《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在1990年的讲话,提醒:"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通观人类社会活动,肩负复杂重大事务的人士延聘助理以协助其工作,是常见现象。一定阶位的机构首长配备专职事务秘书甚或使用办事机构,也是当今各国政商界的普遍做法,很少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近年来,中国党政系统的秘书岗位却成了重要的公共话题,一些党政要员的专职秘书因滥用权力、腐败渎职,被查被判,为社会大众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