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论《三国演义》理想人格的文化蕴意及审美价值

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是小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大问题。《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明显地寄寓着作家乃至特定时代人民大众的人格理想,因此,深入研究理想人格中所包孕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是有必要的。这既是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塑造新时代人格的需要。我们认为,《三国》作者站在元末明初的社会文化土壤上,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追求和塑造的曲折历程,向儒家先圣汲取文化营养,精心建构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楷模,这对明清时代人格构成以及古典小说理想人格的模式,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运奇笔状奇人异彩--论《三国演义》奇美风格的史传渊源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求真兼善 ,还有追求奇美的倾向。他通过以奇语评奇人 ,以奇貌显奇人 ,以奇言写奇人 ,以奇事状奇人等艺术方法 ,再现了三国时代纵横天下、建功立业的奇人群象的奇美光彩。这种奇美追求对后代三国题材作品的审美倾向影响颇为深远 ,更成为《三国演义》奇美艺术风格的史传渊源。探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奇美风格源流关系 ,可突破以往只关注二者人物、事件相关性的局限 ,而从思维方式、审美理想、美学风格等层面探讨《三国演义》乃至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的深层关联。     

道是无情却有情——兼论《三国志演义》情感表现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

(一) 《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是既表现思想也传达感情的。但是,多年来,人们过于注重其思想道德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传达感情方面的探讨。笔者以为,《三国》的主要人物之所以未变成道德的传声筒,人物个性未消融到共性中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三国》在表现思想道德的同时也传达了人物富有个性的感情。这二者在《三国》中是水乳交融般化合在一起的,并且又在相互作用下升华到了人格层次上,表现出了令人仰慕的超时空的人格美。这也正是《三国》具有追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和高度审美价值的主要原因之一。毋庸讳言,《三国》对人的情感世界中男女之间的情欲、情爱的领域采取了扭曲与净化的方式。对反面人物,便将凡是涉及男女之事均降至情欲的低层次去暴露,以加强道德上丑化批判的力度,如对曹操;对正面形象则将男女之事纳入符合道德规范的家庭伦理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昊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戎。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论唐代仕宦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描写官与民二者的关系,可约略归结为三种形态:最高层次是为民谋利、爱民重生的清正贤明官吏,中间层次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平庸误事官吏,最低层次是以权谋私、害民虐生的贪官酷吏.唐代仕宦题材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其中主要包括:枉法曲断、横取人财、弄权凶暴等表现形式.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有着某种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某些规律性,反照出人性劣根性及在仕宦领域的异化形态.从中国小说史思想承传的层面说,这些作品思想层次之高,思考问题之深,思维方式之独特,惩治方法之多样,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当代文化角度观照之,其丰厚内涵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以俗融雅 以心驭史:<<三国志平话>>的文化透视

《三国志平话》是以大众文化为主体兼收某些经典文化成分所结出的果实。其总体思维方式是以俗融雅,以心驭史,要表达民众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与评价,传达一种文化精神。书中以蜀汉一方统率三国,以四位英雄支撑全书,乃是其新思维在整体框架上的体现。书中“义”的地位的强化与内涵的丰富化,仁德爱民思想的宏扬,理想化社会图景的勾画,乃是与儒家思想同中有异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大众文化意识的倾注与道德审美理想的寄寓。这种思维方式与文化精神对罗贯中的深层影响应大于具体情节的借鉴。     

情节奇·性格真·情理实——《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经验探微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开创性的艺术经验是相当丰富的。本文要谈的就是其中之一,即罗贯中开创的情节奇特性与性格逻辑、情理规律三位一体的艺术经验。它是《三国》之所以具有诱人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给后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它那开创性的不朽美学价值,在上与史书、《三国志平话》相对照,下与明清历史小说的比较中,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关汉卿散曲的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

关汉卿是元代曲坛的泰斗,其散曲作品与其剧曲一样,皆为当时曲坛上相应生辉的奇葩。但相比之下,其散曲的研究,未免显得有些冷落沉寂,且评价不高,这是不大公平的。无论是从“言志”还是从“缘情”的角度说,关汉卿的散曲都是其心灵的投影,同时又有特定时代文化的折光。因此,要想剖析其散